一

被誉为“现代玄奘”的谭云山，是湖南茶陵人，出生于耕读世家。他六岁时，父母先后亡故，得乡绅黄勿仁资助入私塾读书，后考入茶陵县立高小，改名为谭绍书。1919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改名为谭云山。在校学习期间，他曾经参加新民学会和文化书社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组织新文学社，编辑《湖南日报》星期日增刊《新文学》周刊等。后来，他又创办了中兴学社，参加了湖南省学生联合会的活动。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谭云山是一位具有深厚的传统旧学根底而又沐浴着新知光辉的时代青年。

但是，学术界有人认为，谭云山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接触佛教，并成了一位虔诚的佛教信众。例如，谭云山的姨甥女（谭云山夫人的胞妹陈箂笙之女）胡玲玲女士在《华夏之心点燃天竺之灯——谭云山的不凡人生道路》一文中称：“早在长沙船山学社时，谭云山就结识了年轻法师、佛教改良派领袖、佛教现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太虚是1924年积极欢迎泰戈尔访华的中国公众领袖之一，并在上海欢迎了泰戈尔的到来。……五六月间，泰戈尔一行又到湖北武昌游览，武汉佛学新青年会成员也参加了武昌各界人士欢迎泰戈尔的盛大集会。会后，太虚法师又一次与泰戈尔等作了一次会谈。谈过以后，太虚法师到船山学社设坛三天讲‘身心性命之学’。谭云山当时就很敬仰泰戈尔，听了太虚法师的讲座，又加深了他对佛教对泰戈尔和印度文明的亲切感。谭云山当时已准备出国，第一次和法师交流，两人对中印两大文明古国交往的历史意义都有共同感受。”

此后，黄蓉《谭云山佛教思想初探》一文对此加以发挥：“谭云山晚年常用‘忍仙圆成’署名，这个名字由太虚法师赠与。早在谭云山在长沙船山书院学习时，就结识了佛教现代复兴运动的倡导者太虚法师。……当时谭云山师从太虚大师皈依三宝，进行佛学研究，‘对太虚大师所领导的佛教，素来有着深刻的认识与同情’。当年，太虚法师对谭云山教授，曾寄以极大的希望，法师给他起了‘忍仙圆成’的别号。意思是要他能忍，才能圆成。这一法号成为谭云山的行动导向。”两文均称谭云山是听了太虚法师在长沙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后，进而与太虚法师交流，然后“皈依了太虚法师成为一个佛教徒”。据此，指的应该是太虚法师于1920年第一次来湖南长沙在船山学社的那次演讲。

《太虚大师年谱》记载，太虚法师1920年底应赵炎午（赵恒惕）、林特生（林支宇）、仇亦山（仇鳌）等之邀第一次来长沙弘法。他于12月10日到长沙，设坛船山学社，讲“身心性命之学”三日。此后，他参与了长沙的佛教正信会发起的活动，并于15日离开长沙返回武昌。

谭云山时年二十二岁，还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如果他也在数百位听众之列，哪怕他晚上随同众多听众去卧室向太虚法师咨询请教，也不太可能有机会与太虚法师进行个人交谈，更没有机会皈依法师成为一个佛教徒。此外，泰戈尔1924年首次来华，太虚法师是在1924年4月26日才在北京的法源寺初次见到泰戈尔，当时没有机会进行深入交流，直至当年的暑期，泰戈尔来到武昌，太虚法师才与他面谈。因而法师在1920年于长沙的演讲之中根本就不可能涉及印度和泰戈尔。具体的演讲内容，收录于他的文集之中，可以参看。

二

1924年，谭云山出国前往南洋，直到应泰戈尔的邀请于1928年到印度国际大学任教，他漂泊于南洋约有五年时间。在此期间，太虚法师曾经应信众的邀请赴南洋（星洲，即新加坡）弘法，到达的时间为1926年9月2日，启程回国的时间为10月11日，为时四十余天。

太虚法师在星洲弘法期间，谭云山撰写了一篇一千七百余字的题为《为太虚法师及其徒众进一言》的评论文章，发表于星洲《新国民日报》的《沙漠田》周刊，后来被1926年11月24日出版的《海潮音》第七卷第十期“星洲佛化专号”转载。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谭云山当时的生存处境、思想状况，以及他对佛教的认识。

在文章中，谭云山开篇便称：“我是一个洪荒中的难民，我困苦颠沛流离在这沙漠的岛上，已经饥渴极了，憔悴极了。我希望一个大慈大悲的救星来救我和救我同类者，真是大旱之望云霓，只要他能给我和给我同类者一滴水喝，一粒米食，不论谁何，我都是极诚地感激，极诚地盼祷：‘好了，救星来了，福音到了。’在这样的洪荒饥渴憔悴之中，忽然有鼎鼎大名的当代佛学名家太虚法师南来宏法的消息，这使我听了真是六根清凉，莫大地欣慰，莫大地欢喜。我自听了这消息之后，天天站在这沙漠的岛上翘望着，盼祷着，翘望着，盼祷着。法师底法驾果然翩翩然到了，我平时略略得读法师底文章，已很想见其人，曷况法师发这样的大慈大悲，不远万里而来到这沙漠的岛中宏法呢。于是在这万声欢腾之中，我也不禁欣欣然有喜色而跟着大家作如是说：‘救星来了，福音到了！’”这段文字，生动展示了包括谭云山在内的诸多闯荡南洋谋生华人的生存处境和心态，以及对太虚法师来星洲弘法的企盼。

接着，谭云山叙述了他心目中对佛教徒的看法：“在过去的佛教檀（坛）宇之上，什么‘和尚’，什么‘僧宝’，什么‘法师’，什么‘上人’，什么等等，老实说，实在不敢望其项背。我尝把过去的佛教徒大别为二类：除极少数的真正的佛教徒在外，一类是疯狂，一类是乞丐。怎么叫疯狂呢？如寒山、拾得、刘伶、阮籍之辈，受佛教染化，好怪喜异，故作奇行丑态，放纵恣肆，不可收拾，徒使一时狂悖之性，毫不顾及人生正当的事业者，皆是。怎么叫做乞丐呢？即普遍一般化缘和尚是，他们工不做，经不念，力不劳，心不用，只顾光着头颅，背着袈衫，到处讨钱讨米，叩门的‘善男’‘信女’，毋异沿街的‘老爷’‘太太’，其卑鄙渥浊的行为，酬（丑）陋怪异的情状，不堪言说。甚之还无□不作。这种佛教徒，不但于世毫无益处，且为害不可胜言。只能分利，不能生利，简直是人类社会之蠹，距佛之本旨不知几千万里。所以板桥先生说：‘和尚者，佛教之罪人！’这句短短的话，真是爽直痛快极了。”可以看出，谭云山对当时佛教及出家人的看法是非常不好的，这与明清以降佛教的世俗化和庸俗化而导致的腐败衰落密切相关。

具体到对太虚法师这次南洋弘法效果的评价，谭云山称：“今太虚法师，是自以整顿佛教为职志的，其徒众之崇奉，俨然释迦摩尼第一，自与我上面所谓的佛教徒不同。释迦牟尼佛是我最敬爱的三个古人中之一个。我最敬爱的三个古人，就是一孔子，二释迦，三耶稣。我以为我们做人，应该拿三位先生底伟大的精神来效法并加以融化，而去其残余的壳核。我所敬爱于释迦牟尼佛的，我所取法于释迦牟尼佛的，是：（一）高尚的觉悟的思想；（二）伟大的救世的精神。佛教徒若能本此高尚的觉悟的思想以自觉觉人，本此伟大的救世的精神以救己救世，那真是好极了，……什么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世界，都没有这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