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演义先生的治学生涯可以清晰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专治庄学，著有《庄子天下篇荟释》《庄子通论》《大学语文》等；新中国成立后改治鲁学，著有《鲁迅讲学在西安》《鲁迅与瞿秋白》《鲁迅与郭沫若》，整理出版《鲁迅小说史大略》。因此，单先生哲嗣单元庄以“半世觅庄半世周”来概括其父的学术人生，也可以说是“知父莫若子”了。

研究庄子，单演义先生得到前辈学者萧一山、高亨、唐兰等人的认可，可以说已名声斐然。但是，“在学生强烈要求，军代表一再动员下”，新中国成立后，单先生“割爱于自己的专长，改而研究鲁迅，从此转入新的学术道路”。

《康有为在西安》是单演义先生“为改写《鲁迅讲学在西安》而广泛搜集和整理、研究资料过程中的‘副产品’”，也是一部以述史为主的著作，“记述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煊赫一时的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片断——1923年来西安游览讲学的情况”。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鲁迅是二十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思潮基本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发展的。故而，鲁迅的西安之行被学界研究得相当深入：前有单演义先生的《鲁迅讲学在西安》，近有王鹏程《1924：鲁迅长安行》，另外还有山东师院聊城分院1978年印行的《鲁迅生平资料丛抄》第六辑《鲁迅在西安》，以及以此书为基础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中的《鲁迅在西安》。而康有为的西安行则关注者寥寥，除单演义先生这本《康有为在西安》之外，似乎尚无研究专书。

但是，在当年，康有为的西安行实在比鲁迅的西安行热闹得多、隆重得多。鲁迅当年应西北大学之邀，赴西安为西北大学与陕西省教育厅合办之暑期学校讲学，同行者有十多人，而且，“在当年的暑期学校讲师团中，鲁迅作为‘小说大家’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关注，但并非领袖群伦的人物，也非‘明星’一般的存在”，“鲁迅并非当时陕西文化新闻界关注的中心，也不是媒体跟踪报道的焦点人物”。而康有为则是由当时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推荐、由陕西省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专门邀请而来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