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劳承万先生的鲐背之年，也是先生从事教学科研七十周年。于我而言，这是一件非常重要和需要礼敬的事情。第一次和先生见面，是1992年在全国农展馆附近召开的美学会上，这成为我的人生和学术研究的重要转折点。在1993年至1997年间，我在先生主持的湛江师院中文系工作并执弟子礼，沐浴春风，聆听教诲，奠定了从事学术研究的根基。离开先生以后，我们交流密切，从书信到微信，延续至今。有一次和自己的学生聊天，曾说我们是真正的“名门正派”：国学源自刘梦溪先生，因为我是梦溪先生的大弟子；西学则源自劳承万先生，他是康德专家韦卓民先生的弟子。除了未能免以门第自高之俗，这也包含了一点微妙的愿望，即尽管自己跟随两位先生都学得不好，又转移了领域，但还是希望年轻人能接上这一高贵和纯粹的“学统”并发扬光大。两位先生尽管学术领域相去较远，但均为有道行、有风骨、能为青白眼的高士。相对而言，对偏居南海一隅的劳先生，我会更多一些牵挂之情。除了当年的知遇之恩，他的哲学美学研究也成为我最重要的学术启蒙和理论来源，不管是最初的美学研究，还是后来的城市研究。

先生的学术研究和贡献，一般被后学划分为三大领域：一是以《审美中介论》《审美的文化选择》《康德美学论》等为代表的哲学-美学研究；二是以《诗性智慧》《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和《中国诗学道器论》为代表的中国美学-诗学研究；三是以《中西文化交汇中近百年之理论难题》《中国文化之特质》《根系学术形态论》为代表的“哲学美学-中国古学”研究。其中，我个人学习且受惠最多的是哲学-美学研究。中国美学-诗学研究虽与我所从事的中国诗性文化研究有关，但由于他最看重的是牟宗三先生，而我曾提出要把牟氏的“以儒家改造康德”变为“援康德补孔孟”，所以与先生的共同语言并不算多。

关于先生的哲学美学对我的影响，曾有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二十年前，先生在推介我的《苦难美学》时写道：“一个穷孩子，向仙人求食，仙人的手指指向那里，那里便有吃不完的东西。最后仙人问穷孩子：‘满足了么，你还要什么东西？’这穷孩子说：‘我要你的手指头。’刘士林有点像这个穷孩子，他要的是康德的‘手指头’（先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