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另一面

陶亢德在《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2022年版）里对老舍其人的记述，让我们认识了老舍的另一面。不过陶亢德的话只是孤证，也许有失公允，必须有另外的印证才行。

最近正好在读徐訏的《念人忆事》，里面有一篇《舒舍予先生》，因为徐訏和陶亢德都曾在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杂志做编辑，二人记载的事情时间上吻合，正好彼此印证。

徐訏在《念人忆事》中回忆说，老舍从英国回国后在齐鲁大学教书，他是在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写幽默小品后，文名才开始比较响亮的。林语堂很喜欢他的京味小品，所以陶亢德选用老舍的稿子最多，甚至打破了不登小说的规矩，刊登了老舍的《牛天赐传》。但徐訏对老舍故意“耍贫嘴”不太喜欢。当年文坛的门户观念比较强，施蛰存编的《现代》对老舍就不怎么重视。只有《论语》《人间世》以及后来林语堂和陶亢德创办的《宇宙风》把老舍视为主将之一。

老舍的第一本书《樱海集》就是陶亢德的人间书屋出版的，其后人间书屋又出版了老舍的《牛天赐传》《老牛破车》和《骆驼祥子》。

陶亢德与林语堂共同创办《宇宙风》的时候，老舍想做职业作家，想以《骆驼祥子》作为开头，如果打不响名声就彻底放弃此念头。陶亢德与老舍商量，让他每月提供四五千字，稿酬八十元，在《宇宙风》连载完后由人间书屋以百分之二十五的版税率印行单行本，后来还加印了多次。

在这件事情上，陶亢德自认为“没有一丝半毫对不起老舍的地方”，可在1963年，他在西安看到新版的《骆驼祥子》，前面的序文中说此书“在《宇宙风》刊登到一半就遇上‘七七’抗战”，所以不知“《祥子》全部登完过没有”，后来竟然“不知怎的在上海出版了”。言下之意是陶亢德偷偷出版了，且没有给老舍付版税。

老舍真的不知《骆驼祥子》在上海出版吗？陶亢德提出的反证是，老舍想让文化生活出版社再版《骆驼祥子》，曾给陶写信，希望借用《骆驼祥子》的纸型；陶表示可以分文不取完全赠送，只需对方出邮寄费即可。不知出版，怎么会要纸型呢？

另一个反证就是，《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一辑田仲济写的《回忆老舍同志》中，记述吴组缃的话说，他曾在抗战期间老舍留下的篮子里见到过人间书屋印行的《骆驼祥子》。

徐訏在《舒舍予先生》中回忆，上海成为沦陷区前后，徐訏来到大后方，先是在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供职，后在中央大学和《扫荡报》任职；而陶亢德由于优柔寡断，陷在上海无法脱身。此前，陶亢德曾委托徐訏到重庆后找老舍帮忙“想想办法”（陶觉得自己与老舍关系很“铁”），为自己到后方做准备。徐訏辗转见到老舍，老舍则“非常虚骄做作”，只是“一味淡漠的敷衍”，直到徐訏说自己已有职业之后，他才略松口气；说到陶亢德委托的事，老舍说什么“出版不自由”，当初陶亢德办《宇宙风》全靠他和郭鼎堂才会成功云云，言外之意他并不欠陶亢德什么。这点可证之《陶庵回想录》，陶后来给老舍写过信，请他帮忙，老舍回信寥寥几字，口气冷淡，说是“无可设法”。

徐訏对老舍的说法非常反感：“如果老舍为亢德写稿完全是义务的，没有收到过稿费，老舍还有资格说这句话，而亢德之所以能请老舍写稿，是有使老舍满意的稿酬的，这种买卖性质的交易，是彼此合适的事情。”

陶亢德的“一念之差”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主编《人间世》《论语》杂志的时候，陶亢德是这两家杂志的编辑。陶亢德是编辑好手，跟各路作者都有良好联系，连鲁迅这样与林语堂颇有嫌隙的人也跟陶有书信来往。可是，两份杂志都是半月刊，陶忙不过来，后来徐訏过来做《人间世》的编辑。《人间世》停刊后，两人又同去编辑《人世间》。这个“人世间”就是把原来“人间世”的字换了个位置，一般人不仔细看还真分辨不出呢。

在《陶庵回想录》里，陶亢德说，1941年中秋节，他从上海运一批书到香港，本来人也是要一同去的，可当他到旅行社拿船票时，旅行社的职员与他商量，有一个客人急于去香港，能否把船票先让给他。陶亢德想反正没啥急事，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换就换呗。这是改变陶亢德一生的第一次“一念”。几天后，日本对英美宣战，沪港交通断绝，陶亢德只能困于上海。

上海沦陷后，很多人撤往后方。当年黄裳拿在《古今》发稿子的稿费作为旅费就是个著名的例子。有一天，徐訏告诉陶亢德，自己也要到后方去，问他愿不愿同行。陶亢德表示当然愿意，但他说自己凑不够旅费（实际上陶亢德有钱，估计他有私心不想动用）。徐訏答应想想办法。过几天他说，已帮陶亢德借到两千块钱。谁知陶亢德“得寸进尺”，说能不能再帮他解决一千块钱的安家费。也难怪，毕竟陶亢德一家八口都靠他的一支笔养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