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飞机降落在海滩上时，一只趴在水边的年幼灰熊抬起头，看了看我。正值洄游季，浅湾里挤满了筋疲力尽的银鲑鱼。墨绿灌木匍匐在地，叶片下缀着发黑的蓝莓。过了一会儿，熊站起来，涉过曲折滩涂，走进了凉爽的高草丛中。

“在任何别的世界，你都不能离灰熊这么近。它们在这儿饿不着。” 来接我的船长塔皮萨说，“岛上的熊来得比人早。海平面上涨后，它们就回不去了。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单独的熊群。” 她长着本地人的宽阔棕脸，圆润下巴上有三条垂直刺青，穿法兰绒格纹衬衣和皮背心，头戴皮质船帽，帽子侧面画着翅膀和螺旋状标记，是鸟的眼睛。“熊会游泳吧？”

“有些能沿着海岸游一小段，但不够横渡的。”

我点点头，“人的耐力比熊好。”

“那你不妨试试看。”  她接过登山包和手提箱，塞进船舱，瞥了我一眼。卷边商标从船帽下的红毛线帽内侧翻出来，翘在染蓝的长发辫上。

汽船马达轰鸣。两分钟后，视野中的最后一艘捕鱼船提起闪闪发亮的饱满鱼网，消失在后方。船长一手把轮盘，一手旋转调频按钮，间或有拉杂人声，报告鱼群位置或洋流走向。海面平静得出奇。有好几次，我以为看到了船的影子，但只是薄荷色的远古浮冰。

夜里十点，我们才靠近目的地。天仍是灰蓝色，粉红和橘红色的片状云层被压得很低，遮蔽了大半个冰川的顶端，陡峭冰壁上悬挂着一条条金黄余晖，从上到下，渐渐透明，最终消失在幽蓝冰洞中。靠近海面的部分，冰盖退却了，露出黑足般的层叠岩。过去数万年里，这儿没有动物足迹。没有人，也没有熊。唯一的先驱是苔藓，在海浪冲刷的岩层根部留下细小的绿脚印，一次次，直到踏碎整座山岩，然后，仙女木、柳兰和有晶莹红色果实的无患子就会从碎石间长出来，用根系为比它们更高大的植物制造泥土。无线电讯号变得微弱，最后只剩下一道平滑的白噪声。

“以前来过吗？”

“没有。”

“从下面来的人总是会拿走些东西。” 塔皮萨没回头，“开始是金子。后来是鱼、木材、原油、天然气。”

“这儿很富饶。” 我假装听不出她的意思，移开目光。两层楼高的冰山掠过船舷，冰上黑点长出了橙色的喙和脚，拍打翅膀，从耷拉的三角眼睛能认出是海鹦。我见过它，和戴户外帽的驯鹿、熊和雪橇犬的轮廓一起，出现在酒店广告和一日游优惠券中，在给孩子们的填色页上。

一沓几十年前的旅行小册子是我在出发前能搞到的全部合规信息。用厨房棉线扎成捆，包在蓝色垃圾袋里。卖给我的人坚决不让我拆开检查。“都是真正的书。” 他宣称，“上门收的，一个老太太，眼睛早就不行了。家里什么电子设备都没有。没有污染。”

于是，在付出预算的四分之一后，我得到几张沿折痕裂开的国家公园地图、散架的儿童绘本、十几本不同年份的广告和优惠券合订本。冰川邮轮广告上，举着香槟的游客含情对望，没注意到舷窗外的巨大冰山也看着他们。另一座小冰山正在桌角的不锈钢冰桶里融化。模糊的背景和一小角可触摸的细节，足够让人在回到办公室后闲聊几句，或是在社交媒体上炫耀几张照片，赏味期限不会超过一周。接着，他们拿走的东西——未经触碰的原始记忆，就会和票证存根、纪念书签、空白明信片一起，被匆忙塞进抽屉深处，和其他碎片一起，沉入黑暗，直到每次拉开抽屉都要费一番力气，直到某一次搬家，或者再也看不清楚。

曾经的人们就是如此奢侈。付出一个月的生活费前往另一个世界，换取一份稍纵即逝的体验，再近乎丢弃地封存。有人说，记忆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部分。作为成年人，只要想想我们还记得多少教科书中的内容，其中多少成为了“一部分”，就能意识到这多荒谬。一想到那些被浪费的记忆，我就忍不住吸气。我是那种会在打烊前买打折面包的人，小冰柜总是填得满满当当。分装、冷冻、复烤后，面包表面会重新膨起轻盈的酥皮，我会站在水槽边吃掉它们，省去洗盘子和擦桌子的工序。柔软的分层吸收了唾液，释放出黄油和小麦的风味时，一切就显得还没那么糟糕。

马达停了。船被蕴含太阳余温的波浪推着，滑入山底深影中。塔皮萨在空荡码头下锚，将我带进一间仓库似的小屋。手电筒光照出墙上的破烂渔网，我打开窗，黯淡天光混着咸腥空气涌入，稍微冲淡了木头的腐味儿。

“先睡一觉。” 她看我拿出没吃完的半个鸡肉三明治，剥开锡纸，又说，“她们请你吃早饭。别让熊闻到这个。”

“你说过，这儿的熊不攻击人。” 角落里，有一摞落满灰尘的子弹箱。

她耸耸肩，没说什么，消失在白夜里。

我重新包好锡纸，躺了一会儿，想象洋流穿过海面下的曲折冰洞。海浪声里夹杂着白天的引擎声和肚子的抗议，我仍在移动。我总是在静止时更清晰地感到移动，时间和空间一波波冲刷过皮肤，它越来越薄了。某天早上的镜子里，它从右侧颞骨边塌下来，拉出两道半圆形的弧线，像错位的耳垂，以前我从来没想过，那里也会长出皱纹。床硬得像甲板，床单是沉重的防水布，即使隔着抓绒衣和冲锋外套，还是能感到一组粗大的平行缝线贯穿布面。是个数字。我躺在一片旧船帆上。一片迎击风浪的强韧织物，如今笨拙地委身于此。一种熟悉感包裹住我，但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自己能记住任何东西。我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绘本书上的段落，让大人以为我提前认了字。我也无法理解遗忘，为什么别人会记不住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最初的记忆是对周围世界的精确复写，像用一支新笔在新本子上写字。直到七八岁，我才意识到，墨水和纸张不是无限的，我刚刚用完了第一个本子。从发现遗忘开始，我有了将瞬间的光线、场景、动作印刻在脑海里的习惯，就像下锚。第一个锚点是个炎热黄昏，临近暑假，白衣红裙的队伍从灰色围墙中涌出来，散入等候的自行车流中。我对自己说，记住、记住这一刻。锚点是随机选取的，琐碎平庸，不适合写入日记。而在假期结束后上交的日记本里，那些用蓝黑墨水工整誊写的“一件难忘的事”，在第二个暑假到来前就失去了作为记忆的价值，稍稍改头换面，就能再次出现在作业本中。

在学习任何历史前，我无意中最早学习的，是区分真实和虚假的记忆，以及为特定需求伪造记忆。伪造的要点是充沛的、具有暗示性的自传性细节，看似合理完整的故事，以及共通的情绪或感受。大脑是一台连线机器，像自动织机，交错编织色彩纷杂的经纱和纬纱，具有意义的图案就会浮现。我们对意义的迷恋和对人脸、对故事的迷恋一样，是从长期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本能，人们对此深信不疑，因此也容易被利用。

伪造日记在当时没有给我带来好处。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除了我，没有人在乎那些文字的真或假、平庸或优美，实际上，根本没人看过。它最大的影响，是让我怀疑一切日记、笔记或者自传类型的记录。是真的吗？在看似确切的日期下，在第一人称事无巨细的铺陈背后，有多少真诚并不关乎真相，而仅仅是一种姿态？比起真实本身，真实的姿态往往更便于操作、更夺人耳目、甚至更容易成为可被度量的指标，从而更有价值。

后来我没再写过日记。没有日记本，也没有博客日记、社交媒体日记，没有音频、短视频或超媒体日记。我发布过一些书评、影评、旅游指南，还有些拙劣的小故事，以事不关己和虚构代替记忆。偶尔，我还会下锚，如今锚点像洋面上稀疏的捕虾笼，隐匿在波浪里，我常常忘记它们的坐标。

所以，灭绝来临时，我也没什么可失去的。

定居点是苔原山谷间的一组预制板房，最大的一座两层高，我进去时，坐在云杉木中岛边上的三个女人一齐看向我，第四个女人站在岛台的另一侧，将开水沏入一只透明塑料壶。金黄茶汤像一缕烟雾，从黝黑的植物碎片间升起，她放下壶，在围裙上擦手。套袖边缘露出的手背纹身和脸上的一样褪色了。现在，将她脸部特征抽象化的线条被眼袋、法令纹和木偶纹分割成了片段，让我在注视她时容易了一些。大厅没有分隔，一张能坐下三十人的长木桌位于正中，岛台在右，连接烹饪区，多层烤箱占满一面墙壁，锅子挂在对面墙的铁架上，各色刀具足够武装一支小部队。第三面墙开窗，窗户和水槽中间的墙面上挂着几排杯子。空气里有淡淡的烟熏味。

“柳兰茶，我们用它代替乌龙。她将漂浮木雕成的杯子塞进我手里，手指干硬得像木头。

茶水只有半发酵的酸味儿。几双手在台面上传递杯盘，旱金莲的圆形绿叶和黄色花瓣拌的沙拉有生涩的青草味儿，沾着胡椒粒的粉色熏鲑鱼则太咸了，我将蓝莓酱涂在面包上，咬了一口，硬皮几乎划破上腭。“都是自产的。我们有一小片试验田。” 另一个女人自豪地说。她戴猫眼墨镜，用一块橙色丝巾裹住头发，递来一只木盘，里面有两块切得方方正正的红薯，“能尝出区别吗？”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说，她们住在这儿七年多了，起初人多一些，后来有些人走了，又有些人来了，现在岛上总共有十多人，今天大部分都去摘蓝莓了。在严格的配给制下，农庄自给自足，最大挑战是长达六个月的冬季，再过一个半月，她们就要开始混种覆土作物——大麦、燕麦、三叶草和冬豌豆。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它们无法孕育果实，唯一作用是保存土壤的水分和养料，为来年春耕做准备。

“土壤。” 戴墨镜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保护土壤。只要照顾好，她能带来一切。在这儿，土壤比太阳可靠。”  她似乎在墨镜后面眨了眨眼。“还能指望每年三个月不露面的男人吗？” 另一个丰满的小个子女人用和身形不符的洪亮声音补充道，接着大笑起来。

“您呢？您从哪儿来？您的家人也和您住在一起吗？您怎么工作？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 坐在最远端的短发女人问，她最年轻，也最严肃。

“我居无定所。”我回答。“三个月前我在春雪初融的火山口湖畔，那儿的人们有最深邃的眼睛，在海拔两千百米的群山间，整夜凝视清澈星空，和他们的湖一起，组成小小的、有机的望远镜阵列。六个月前我在北半球最大的地下溶洞里，得用手膝爬行进入，那儿的人们视力不佳，但都有一副好嗓子，地底的钟乳石大厅就是他们的歌剧院，黑暗中的咏叹调会沿着地下暗河传得很远。我的工作方法都是非侵入性的，问卷、印迹分析、神经影像扫描或者经颅电刺激，完全自愿，数据也会经过匿名化和混淆处理。最大的影响是我需要在这里生活一小段时间，然后，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们的数据会成为其他世界的某个人的一部分——当然，你们永远也不会见到他或她——这方面有严格的行业规范。我们注重隐私，数据描绘的具体内容对于所有经手人都是黑箱，包括我在内。采集后的工作不会在这里进行，而是在城市里的重建中心，具体的操作很复杂。这是个长链条，我只是其中一环。我在那个世界有个小房间，是一座老房子的半地下室，分租的，很便宜。春夏时节，雨水会倒灌进去，所以我现在来这儿了。不，不算是家，是没工作时睡觉的地方。我还有一辆开了多年的小车，她和我更亲近。我得说车是最伟大的发明，第二名是洗碗机、纸尿裤或者全地形轮椅，至少对女人而言。她现在年纪也大了，表面看起来完好，但轮胎上总有找不到的裂痕，打足气也会慢慢瘪下去，胎压警报灯一直亮着。我怀疑附近有某种动物游荡，以吸食车的精力为生。所以我现在不开她出远门了。我有过家人。”

“您自己移植过吗？” 年轻女人直盯着我。只有年轻人才会这么看人。

“没有，太贵了。” 我没说谎，工作不稳定，一点点报酬几乎全用在了路上。

她撇撇嘴，显然并不满意，但没再问下去。

“哈娜总以为要捐献器官似的。” 小个子女人快活地说，“其实是旧货市场、换季衣柜大清理。我们以前在那些东西上浪费了多少时间！”

“理论上，你们什么也不会失去。” 我澄清。

“我们失去得够多了。” 有脸部彩绘的女人安详地把空盘子摞成一摞。

她们向我展示了夏收后的田地。土层不厚，但非常平整，母鸡和海鸥一起在耙子留下的网格间啄食剩余的种子，两只大火鸡在田边灌木中踱步。主谷仓有七八米高，干草垛垒成整齐方块，直通房顶，木桶和麻袋中装满了玉米和燕麦。一辆皮卡停在谷仓边，在能看到大海的牧场上，散落着几头奶牛和绵羊。生活区的间隙点缀有小片菜地，高架菜床用金属薄板围成，以便收集热量。在这里，罗勒、香菜和茴香都变矮了，只有薰衣草依然像卫士挺立，代价是从多年生变成了一年生，蓝紫色的花穗已经发灰。温室玻璃极厚实，一盘盘微型菜苗整齐排列，番茄藤蔓蜿蜒攀爬，黄瓜花在支架间绽放。我有点吃惊。

“地热。最关键的是减少熵，确保整个系统接近卡诺效率。” 女人摘下墨镜，捏着鼻梁上的印子，眼球凸出的大眼睛望向玻璃外，像能看见远方热气蒸腾的群山，“大地给我们一切。我们在火环带边上。”

菲以前是科学老师。当天傍晚，塔皮萨在小码头边告诉我。浅水中，鲑鱼鳞片失去了海中的银光，褪成繁殖季的暗红，更清晰地映出流动的云影。我问她们之前在干什么，为何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住下来，这不在规定流程中，只是出于习惯。其实大部分交谈都大同小异，礼貌而淡漠，面对来自他们离开的世界的陌生人，人们很难倾吐心声。不过，我还是会在每次出发前反复观看那几集情景喜剧，对着镜子练习谈论天气和讲笑话，检查手势和微表情，确保没有因独居太久产生的可疑处。有些比我更年长的人会在出门前用香皂反复擦洗，去除身上那种自己无法觉察的气味——那是我最深的恐惧之一。

塔皮萨是个很好的交谈对象，直接、坦诚，超乎年龄地懂得沉默，或许是因为她和我都是非母语者。但我听不清全部，几千只兴奋的海鸥不住打断我们，码头下的石滩几乎被白色鸟儿覆满了。河道另一侧的林间有隐约的黑影，黄昏是动物觅食的时间，我不确定在夏天的极地还是这样，也许持续整夜的暮色改变了它们的习性。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一座简易房，鲜艳的蓝白漆皮在幽暗中发亮，水流在它脚下形成了一道小瀑布。

琼曾经是考古队长，退休后当过护林员。莉莉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哈娜大学一毕业就来了。塔皮萨说，人们需要能当做家的地方。我点点头。灭绝后，这样的世界并不少见。走入偏远荒野，形成一个个自给自足的小社区，崇尚天然有机、以劳作代替观看、抵制媒介乃至一切电子产品，像两百年前一样生活。人们为了忘记失去了什么，就假装它从没有存在过。可我不觉得他们真能忘记。在溶洞里，人们默默传递过一只旧手机。

那儿以前是育苗场。塔皮萨指着房子说，鲑鱼记得回家的路。

回家也意味着死亡，我说，被海鸥和熊捕食，被人捉住后开肠破肚取出鱼籽，或是自然产卵后累死在浅滩上。我告诉她，记忆即使真实，在飞速变化的世界里也可能是个陷阱。遗忘则是一种认知天赋。面对超出掌控的力量，遗忘不是记忆的衰退，而是一种适应与进化。据说，在日本海，有种长着樱色条纹的鲑鱼，偶尔会忘记出生地，所以不洄游产卵，而是整日在温和海水中游荡。由于储存了大量营养，迷路的鲑鱼比同类要壮硕许多。

“渔民会喜欢的。”她笑了，摘下皮筋，缠在手腕上。

“别停下就行。” 我说。我曾去过一个波罗的海边的小村庄，那里的人们延续了十八世纪的信仰，相信只有处于移动状态才能避开恶魔的魔爪。

她同情地看着我，风吹开蓝色发丝，露出一缕挑染的鲜黄色。

我的工作常常面对误解。重建中心需要的是鲜活、独特的个人记忆，必须源自直采，没接触过被污染的媒介。有好几种认证体系从各个维度对数据进行认证。但能提供这些的人们离群索居，也最抗拒和怀疑。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旅行算得上成功，现在我习惯了，但一开始不是。我记得那个冬季午后，阳光很好，高速路上几乎没车，我和小车停在小镇唯一的加油站兼杂货店门前。锈迹斑斑的油枪，合不拢的白色木门，收音机里断断续续的音乐，劣质香烟的气味。直到开出一百英里外，在森林保护区的休息站里，用带着硫磺味儿的冰冷地下水洗了脸，我才稍微感觉好点儿。唾沫飞溅的怒吼仍在轰响。滚蛋，老巫婆。别想再从我们这儿偷走什么。

我的确老了，但我不偷东西。像大多数不再年轻的女人一样，时间从我这里偷走的比我拿走的要多得多。现在，我是旧货贩子、拾荒者，挑挑拣拣、讨价还价，假装那些闪闪发光的小碎片有一刻属于我。我有过的漂亮东西不多。有人叫我们乌鸦，也有人叫我们猎人，但我更喜欢的名字是采集者，一项属于女人的古老传统。重建中心是记忆的温室，生长着来自各地的奇珍异草。未经污染。只有在那儿，人们才能假装灭绝还没发生，世界并未分崩离析，所有人还紧密地连在一起。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进行了工作的第一部分，将标准化问卷归档，分析简单认知和记忆能力基准测试的结果。生成一组面孔和名字的记录，单独或成对地看到面孔、听到名字；使用一项内容启发回忆另一项内容，同时使用轻型磁共振成像仪来绘制大脑活动图；决策能力测试。为了电磁屏蔽，临时工作室设在谷仓下面的地窖里，我用装土豆的木箱搭了工作台、两把椅子、单人床。塔皮萨来找我时，我在给认知区域按功能水平进行颜色编码。她放下一捆被褥，望着色彩斑斓的脑部切片示意图。

“今天晚上有寒潮。琼在大厅点了火盆。”

“谢谢，不过我还是想把这个做完。”按照规范，我们应最小化对被采集者产生的影响。理论上，我不该在工作之外和女人们见面。

“像蝴蝶翅膀。” 她仔细看了一会儿。

“我还以为这儿没有蝴蝶呢。”

“我在夏威夷上的大学。这是海马体，这是前额叶？这是菲的吗？”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儿？” 我岔开问题，“八月初的寒潮。太冷，太严酷了。”

“这儿是家。我生来如此。她们则选择适应。”

“最开始呢？一万年前？我不相信树线下没有别的地方可待了。你们不是追着猎物迁徙的猎人的后代吗？为什么停下，不接着寻找？”

第二天早晨出发时，田地的网状纹路间覆盖着一层亮晶晶的霜雾。我跟着塔皮萨来到小码头边，她跳下车，从皮卡车里拖出两条玻璃纤维的红色划艇，抛给我一件褪色的救生衣、一个防水包。“现在我们去打猎。” 她宣布，把桨塞给我，将船头拖到水中。

金色阳光在海面上舒展，头顶盘旋着早起的渡鸦，几乎无风，塔皮萨轻柔地点水，小艇笔直向前，像在冰间水道穿梭的红海豹，在平静水面上留下一对对括号似的长弧。看她划船的样子，不得不相信，她的祖先或许真能靠一叶扁舟来往于冰海岛屿间。但我只能紧握住比我高出半身的长桨，盯着她的船帽尾尖，左杵一下，右捣一下，摇摇晃晃跟上。即使是夏季，海水仍在零下，甚至不用伸手，用屁股就能感知到船底的水温。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肚子里填满了炸土豆、炒鸡蛋和热茶。

“如果船翻了，掉进水里，马上游开，别被船板盖住头。”塔皮萨在前面喊，“扶着船身，把它翻过来——”

“你不来救我吗？” 我满心后悔，但来不及了。

“我会划过来，但不能下水，否则我们两人就都完了——” 她用桨头推开浮冰，继续补上让人胆战心惊的安全须知，“尽量把水从船里舀出来，救生衣兜里有个勺子。”

几百次划桨后，在上臂和腰背的酸痛中，我找到了节奏，有余力观察四周。从下水处出发，我们一直航行在岛岬围成的半月湾里，岩石顺着岛屿延伸，挡住了大部分风浪，时不时能见到筑巢的海獭，露出湿漉漉的光滑头顶。绝大多数时候，耳边只有划水声和粗重呼吸，偶尔的话语穿过海岬坍塌形成的海蚀洞，发出一两声遥远空洞的回响。戒指上的宝石仿佛是海湾深处的小岛。蓝天下，映着朝阳的冰山看起来和地图上那样壮美，但越靠近，美变得越森然，当完全处于冰山的影子下时，美已经令人畏惧了。

我们在卵石滩上岸，这里的“卵石”大如桌面。时间在世界尽头慢下来，还没有做完它在别处完成了千万年的工作。云层未经裁剪，厚重低垂，山脉间的岩层也只是由行星尺度的笔勾出了粗犷轮廓。皮划艇如玩具般散落在巨石缝隙间，我像站在造物主的草图上。

石头形成了天然阶梯，不过是给巨人用的。我只能学着蜥蜴，紧贴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手脚并用往上爬。风中带有夏日苔原的甜香，但没有动物的踪迹。没有跳上跳下的极地松鼠，没有身着棕色夏装的狐狸或熊，没有在山岩间如履平地的白大角羊，没有在草丛深处孵蛋的鹬鸟，甚至连无处不在的巨大蚊子都没有。塔皮萨轻巧地在岩壁间转身、换手，从一个突出的岩角横跳到另一个。背阴处的石头根部，偶尔有小片白色苔藓似的、毛茸茸的霜。我猜想，更寒冷时，她是在陡峭冰面上练习的。防水包和救生衣一起留在了划艇里。我们什么也没带。没有武器。

等我爬到山顶，却沮丧地发现，只是一处缓坡形成的小平台，真正的山顶在山脊的另一端。“这儿没厕所，需要的话，在下面找块石头。”塔皮萨在远处喊。

我的确需要。在靠近山顶阴面的山洞前，她等着我，捏着一朵不知哪儿来的小花，蓝色花瓣里嵌着鲜黄花心，她头发的颜色。她搬开几块毫无特征的卵石，漏出半人高的洞口，侧过身，“别用手碰。”

我向里看，忽然睁大眼睛。壁龛似的洞穴里有个木架，上面坐着一个小女孩。她双手交叉，脸侧向内，斜靠在石壁上，像睡着了。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她睡着很久了。

暗黄皮肤和骨骼间仍有一层薄薄的血肉。鹿皮缝制的皮袄看不出本色，领口处露出海豹皮内衣，袖口滚边密缝有传统几何图案，勾勒河流与山川。双手交叠在膝盖上，戴着海兽牙手链和指环，指间紧握一片发灰的骨刀，缀着贝壳磨成的串珠。手指、颧骨和脖子上，许多条褪色刺青蜿蜒、深入至被衣物遮盖的身体，在皮肤下的血液干涸后，成为暴露在外的、新的血管。我意识到错误。没有哪个小孩会有这么多刺青。象征生命经验与社会地位的线条提示，这是位部落首领、巫师或者老祖母，出于某种原因，或许天生如此，或许因为脱水、组织收缩——我不清楚他们是否会像古埃及人那样取出内脏——或许，是因为她的姿势和我的观看方位，如今缩小了，像孩子般，沉睡在大山隆起的子宫中。

我等着塔皮萨介绍她，但她只是把洞口复原，将小花留在石头缝隙里。我们滑下石梯，回到岸边，坐在卵石滩上，吃着防水包里的酸面包和酱红色的鲑鱼干，从保温杯里倒出温热的茶。太阳隐入云后，杯盖里的茶水冒出蒸汽，像一座小小的活火山的白烟，转眼便消散在冷风中。我将冲锋衣的拉链拉到头，顶住下巴，戴上毛线帽，再套上兜帽。我想起阿尔卑斯山的奥兹冰人、印加高原上的木乃伊、西伯利亚冻土层里有粉红肌肉的猛犸尸体。在微生物也难繁殖的地方，冷冻效应保持了遗体的原始形态和大部分软组织。鱼干很硬。我费尽力气才咬下一条，摇晃的后槽牙被扯得更松了。

“我们擅长以各种方式保存。” 塔皮萨轻松地嚼着，“实体和骨灰、名字或者别的纪念物是不一样的。冰原会守护一切。但你带不走她。” 岩石阴影处，蜷缩着稍不留意就会错过的细茎，支撑着一簇顶生的、指甲盖大小的亮蓝色小花。我想起来，这是勿忘我。在温暖地区的林间或山坡上，颜色是更浅的蓝，颀长的花茎会在风中摇曳。

我读过一篇灭绝前的小说，讲的是名叫富内斯的乡村少年摔下马后，拥有了神奇的照片式记忆力，能在几天内背下整本典籍，也能记得无数时间片段中某个特定时分的朝霞的形状，并与只见过一次的皮面精装书的纹理比较。他能再现所有的梦境，也能为见过的每一件具体事物——每一块石头、每一只鸟、每一根树枝编码。在他身上，记忆的锚点不再离散，而是线、面、体，光滑无垠，是连续的时空体本身，最接近真相的存在。如果那时有采集者，他会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杯。而在两百年前，他被看做超人的先驱，一尊比金字塔更古老的青铜雕像。但即使在那时，故事的作者也意识到，记忆不等同于思维能力。思维是归纳，是抽象化，是对细节和差异的遗忘。由于不能遗忘，少年不能将感官经验进行归纳，他认不出在晨光中看到的狗和在黄昏中看到的是同一只。为了避免记忆过载，他只能把自己关在昏暗、安静、一成不变的卧室里。

第一次读时，我还很年轻，只记住了华美新奇的比喻。那时，阅读就像极乐鸟收集鲜艳羽毛，迫不及待，只为粘在身上炫耀。后来我费劲周折，重新找到这个只有短短几页的故事，才真正明白它到底在讲什么。

如果对富内斯的认知区域进行功能水平评估，我几乎能肯定，负责情景记忆和空间记忆能力的海马体、负责视觉和听觉等感官细节信息的枕叶和颞叶会呈现高度活跃的红、橙、黄色，但负责抽象思维、概括等高级认知和决策功能的前额叶皮层，以及负责感官信息整合、进行概念化处理的顶叶将呈现中低活跃度的蓝绿色。

小说没有提到富内斯在情感处理方面的特殊表现，但我会将负责该功能的杏仁核也标记为最强烈的红色。因为，假设少年如作者所说，在获得超凡记忆力后又生活了五年以上，那他将无法忘记生活中的每一道愤怒和恐惧。比起快乐，恐惧和痛苦的回路在神经系统中古老得多，也坚实得多。他必定会经历情感过载，因为他不仅记住了每一个细节，还会反复体验。而如果像作者强调的那样，他最微不足道的回忆都比一般人能体验的肉体快感和痛苦更鲜明、更丝丝入扣，那么他关于恐惧和痛苦的回忆——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他无法遗忘，恐惧和痛苦就是他的时时刻刻——将是一场永不停息的火山爆发。

所以作者撒了谎。二十一岁的富内斯并不是因为肺充血在一八八九年去世的。

这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方式。以新的理论、模型和技术手段重新理解那些与人伴生了千百年的存在——情绪、记忆、故事或者其他，寻找看似紧密的因果链条间的缝隙。就像神经细胞，突触间隙的空白处才是记忆产生的关键。和研究、创作、侦破案件或任何真正需要人类脑力的工作一样，最后也是最困难的一步总是悬空的，它关乎经验、信念和想象力。从证据矛盾之处，从故事未讲明的地方，我纵身一跃，补足真实，或辨认谎言。

女人们的基准测试结果有些不寻常。海马体与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强度呈现出鲜艳红色，即使按塔皮萨说的，她们曾是专业人士，如今，相对低认知需求的日常农务也不再需要超出平均水平的认知和决策能力。如果是菲在维护农场的技术设备，莉莉的结果则更让人吃惊。理论和经验告诉我，大脑是一团高度可塑的棉线，会根据需求随时重新编织图样。繁重的、缺乏认知挑战的重复性劳动会在几个月到几年内彻底改变一个人。对比磁共振成像的结果能发现，孕育的过程会让女人的大脑灰质减少。比起其他不能说的秘密，比如松弛的腹直肌和虫子样的妊娠纹，我更怕这个。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我还是忘不了抱着大哭的孩子，木然晃动的几百个黑夜。喂奶、拍嗝和换尿布很快成了我的肌肉记忆，计划、决策、深度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日渐消散。没有什么比意识到心智的破碎更痛苦，在那些被吃、玩、睡的喂养循环分割的每一天里，我提前体会到了衰老的滋味，而和衰老不同的是，我是清醒的，一切是迅速发生的。一场对自我的突然凌迟。很长时间里，我都不理解为什么这一切会被忽视或美化，一次又一次。直到成为采集者后，我才明白，遗忘痛苦是人的天赋，尤其是涉及到群体的生存与延续时。我们是另一种鲑鱼，依靠记忆，更依靠遗忘一代代活下去。可我不能接受刻意的隐瞒。

另一方面，她们的顶叶和杏仁核的活跃度偏低了。具备高认知能力的人通常会展现出均衡的大脑活动水平。有些社群推崇认知行为疗法和冥想训练，在实在无法忘记失去时，转而将对情绪的掌控和调节能力视为拯救的方法。但我觉得，那是另一种欺骗。

采集完数据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去了大厅。石头火盆里，火焰浮在清澈油脂上，几乎静止，像无风夜里的河灯。炖肉和土豆的香味还弥漫在空气中，琼从保温炖锅里舀了一碗递给我，又拿来一只小木罐子。我打开盖子，忽然鼻腔发痒。

罐子里码着巧克力似的棕色硬块，在热汤表面迅速化开，凝成一个个橘红色水洼。咸腥油脂包裹的是我几乎忘了的熟悉滋味，在灭绝前曾遍布所有世界。一罐随身携带的集体记忆。如果说玛德琳蛋糕的滋味撑起了一个人的回忆巨厦，那么辣椒油的味道就是无数楼宇间的道路，串联起一座看不见的城市。

“你运气好，她们都吃不了辣，我只种了一点儿，前两天刚熟。”她笑起来时， 锐利的彩绘线条柔和下来，随表情舞动，像从图片变为影像。我端详着她的脸，想象如果没有线条，她本来的模样。头发花白后的女人总是显得相似，时间和经历在她们身上留下的共有痕迹远远大于地域、种族或文化的烙印。出于某些原因，我们都早已不再使用最初的名字。我猜她和我类似，是从口音或神情的残余认出对方的。

“我在贵州待过。”她说，“跟当地老乡学的。兽油腥，但保存得久。可惜这儿还种不了八角和花椒。”

“考古？还是护林？”

“都在那儿。” 她停了一会儿，“去过吗？”

“没有。我很早就出来了。灭绝前。现在没有许可了。也负担不起。”

“啊。”

“你呢？为什么来这里？”这次我打算直切主题。

“这儿有很多地方差不多。看看塔皮萨跟我们长得多像，更强壮，更自由。真希望我年轻时能像她这样。”

“彩绘是为了干扰媒介识别吗？很久以前了吧？”

她没说话。我搅散辣油，用勺子将炖得绵软的土豆压成更细的泥，我很愧疚，但还是想要真相。

她等我刮净最后一点黏稠的汤才再开口。谈话没有主题，也没有确切的时间顺序和逻辑关系，常常从一件事物、一个场景或一个词语跳跃到另一个。我们遥遥相对，从各自记忆的织物中拆下丝线，按照节奏，交替操作，重新织成一张更大、更复杂的图案，包裹住整个世界和自己，就像南半球的毛利人那样。我很久没有过这种感觉了。

她比我大十岁，在一切都上升的年代出生、成长，习惯把进步视作理所应当，因此当突然的下坠发生时，必须要抓住点什么来对抗失重。在我们曾经生活的世界，灭绝的影响远没有其他地方严重。相对统一和集中的网络是贯穿大地的毛细血管，深入到最偏远的角落。强大的集中式决策和危机响应办法在第一时间应对了互联网内容的大规模流失，稍后，新的内容生产机制在几个垄断性平台上迅速发展，填补了大部分空白。纯粹的人力当然无法完成这一切，但所谓的污染从来就不是问题。与其他地方灭绝后的高度去中心化相比，那里保持了惊人的完整性，像数千年来那样，又一次经受住了冲击。当然也付出了代价。那是二十多年前。最后一个项目告一段落后，她从苍翠群山间的工地回到城里的研究所，忽然发现在被全面接管和简化的世界里无事可做。几个月后，她回来了，站在彩钢房组成的工地小院里，一切还是和多年前她刚来时一样，白底蓝边的彩钢围墙挡住了视线，看不见外面的村子或更远方。工地是一枚封装完好的胶囊，内部时间以固有速率流动，正如她的研究对象本身。之前她已厌倦了这种与世隔绝，多次想过离开，但一直没找到能做什么。在实验室和宿舍间她徘徊了许久，那是个刚下过雨的夏日早晨，连廊间的空地上，她走前种下的新一茬白菜苔能摘了，春天种的瓜豆爬满了菜架。她喜欢当地的清水煮菜蘸辣椒，很奇怪，别处的蔬菜没有那种清甜。后来，她开始在工地间种树。

“刚去时，我遇见过火灾。” 她说道，“除了我们的彩钢房，整个寨子都是木头的，木桥、木屋，木顶，消防水管藏在木质消防箱里面，空调外机要用几根木条包起来。一点火星都是大问题，和密密麻麻的电线不兼容。人们还没用上钢结构和混凝土，就学会了抱着湿被子，沿着电线杆滑到窗户里救火。那时我就想，在这种环境下，人是不是就会更习惯失去？也更习惯变化？”

她背后的屋角斜靠着一根房梁似的木柱，要仔细辨认，才能从阴影中看出一张风化的灰熊的脸。同样是与木头共生，本地人拒绝将图腾柱移走，拒绝将古老记忆封存进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里，而是希望它们自然朽烂，回归大地与天空。而经历过更猛烈变化的我们不甘于此，发明了许多手段来保存记忆。宏大的或微小的，可讲述的或被忽视的。在史书文献外，器物、仪式与习俗是几乎不可见的纤弱丝线，编成太小太粗疏的网，但确实在时间的狂流中网罗住了一小部分真实的生活。即使经历了无数变形与简化，时至今日，仍可从文字的形状中隐约看到远古世界在祖先眼中的模样。

她告诉我，南方的土壤太酸，骨头很难留下，连北方土壤里那种饼干渣似的碎骨粉也没有。但在毫无痕迹的土层上，整齐摆放的银梳背或者铜手镯明白无误地表示，她就躺在这儿，这里是头，这里是手，那里是脚，千百年前未变，但我们看不见。她最初就是被这种可见和不可见的世界在眼前交叠的感觉迷住的。但在拍照、取样后，为了往下挖，她不得不将“她”所在的土层铲掉。

“发掘就是破坏。”她说，“我们比最贪婪的盗墓贼干得更彻底。什么也不会留下。出土的那一刻就是最好的状态，只有我见过。然后，是迅速的破坏、氧化、衰败。就在我眼前。我亲手做的。很奇怪，当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些，我也没有。每个人都只是做好自己的工作。挖掘很辛苦，我们常常边干边开玩笑。真实和完整是矛盾的。”

“但不可见、不可分享的真实即使保存完整，又有什么意义？”我想起重建中心的温室，大山间暗无天日的子宫。“也许要等待。到技术更成熟时。”

“等待，但不是那个原因。技术是没有尽头的。人们总是有误解，觉得我们会因为秦始皇陵还没发掘而睡不着觉。但其实正好相反。”

永远只是推测。她说，考古学看到的永远只是过程留下的结果。越往前，越是在一团迷雾中探索，越发无法摆脱深重的无力感。所有的理论和学说都不是真相本身。

“追求真相很多时候成为了私欲。会化为动力，也会催生利益。” 她说，目光穿透了我，就像穿透那些曾经是人体的、薄薄的土层。

我们又沉默了一会儿。我和她一起，将盘子和碗洗净、擦干、摆放整齐。她一丝不苟地扫去地板上的碎屑，细长裤管在厚重短靴里利落地收拢，让她有种动人的年轻。这是在经历过破灭后仍带着尊严生活的人。有一小会儿，我非常想靠近她，留下来，俯身这片陌生大地，种植、饲养、建造、烹饪，就这样一起在劳作中等待终结，像我们的祖先那样，而不是漂浮在无数个世界，将记忆当做交易，把内置多种传感器的头盔戴在人们头上。然后，就像在草地上踏出圆圈的马儿，我又一次被那个锚点拉住。夏末清晨，稀影浮动的山林，来不及消散的炭火味道，停在护林小屋边碧金色阴影中的小车，半开的车窗。再次开上山路后，我才意识到丢失了什么。半个车挂葫芦从座位下滚出来，被咬碎了。那是我离开那个世界时携带的一件纪念品，在我曾用的语言中谐音对旅者的祝福。从体型推测，它还是一只小熊，在黑夜中，克服了对未知的恐惧，独自翻进逼仄车内，准确判断出唯一的人造有机物，即使它从没见过这种远方的果实。我把挂葫芦的丝线重新挂在了后视镜上。那以后，我常常忘关车窗。

“一旦尝过人的食物，就回不去了。我能理解。” 琼点点头。“熊很聪明。我们这里的尤其是。”

“为什么？”

“海边的食物够丰富。它们能继续捕鱼，不用冬眠，因此也能一年一年地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它们可能在进化。”

从大厅出来后，我没有立刻回到地下，蜷缩在幽暗中，监测屏幕上那些曲折的电信号。她们身上有我失去已久的东西，某种因信念和行动的一致而产生的秩序感。但我还没有找到来源，还没找到支撑起秩序的那个支点。和其他地方的人不同，她们没有刻意遗忘，来到这里也不仅仅是逃避。实际上，她们和我对世界的理解和看法很接近，但我早就失去了希望。我在农场中漫无目的地游荡，外面比屋内明亮，永昼的微光好像照见了一切，细看却模糊不清。身体在要求休息但大脑拒绝，我在菜地间隙的树桩上坐下，像握住一束想要逃走的气球那样紧握住纷飞的思绪。

人们对移植的热情可上溯至神话时代。从普罗米修斯开始，无论记忆经由偷盗、学习还是修行获得，都象征着可见或不可见的真实本身。真正的突破在普鲁斯特，他以文学的方式警告，记忆并非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是与回忆动作本身密切相关的动态过程。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家验证了他的洞见——越是努力回想，神经细胞间的蛋白质结构的变化就越多，玛德琳蛋糕的滋味就越不真实。简单来说，回忆就是篡改。理论上，最“真实”的记忆只存在于失忆症患者的头脑里，就像最安全的是丢失了钥匙的保险箱。

因此，在灭绝后，真正意义上的移植技术出现时，对数据安全性和原始性的要求是首要考虑。人们渴望真实，至少是程序上的真实。

通用的方法是无意识分段提取。将目标记忆分成多个小片段，通过特定气味、声音等非语言刺激来激活与目标记忆相关的神经网络，但不直接唤起个体清晰完整的回忆。在提取后，重建非显性片段之间的联系，以拼凑出更接近原始状态的记忆。另一种常用的方式是在睡眠中提取，在记忆处于巩固阶段的深度睡眠期间，尚未被回忆重新激活或修改前进行，避免记忆的主动重构和修改。可以说，我采集的是梦的碎片。这是整个过程中最接近真实的存在，尽管我不拥有它，也不能解读它。梦境属于将碎片整合成故事的人，记忆的生产者或消费者，移植的供体或受体。在世界的尽头或者重建中心，在亲历者的脑海里或者重建中心的矩阵里，碎片经由有意或无意的增删、修改或扭曲，重新合成为可讲述的真实，或者说，真实的版本之一。

我清楚，采集、整合、重建、移植，每一步骤都是对记忆的深加工。但人们把它视为真实，在其上构建生活的意义。就像早餐麦片或者人造肉，一旦成为了日常的一部分，就具有了正当性，哪怕基底可疑。记忆本身就是小说似的虚构之物，更何况其加工制品。但我不能指责什么。比起媒介的批量生成物，来自另一个头脑的玛德琳蛋糕的滋味即使再扭曲，也代表了人类的心智确实还存在于某个遥远的世界里。

有时候，我觉得重建中心的目的并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真实与联结，而只是为了确认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分人没发疯。就像战后废墟上的信号塔，周期性地发出寻找幸存者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但也许面对所发生的一切，发疯才是正常的反应。进化的第一目的是活下去。面对无处不在的污染，也许更彻底地遗忘和更完整地交出心智才是进化。熊尝到了什么，让它冒生命危险也要发狂地挤进窄小车窗？不管是蛋糕、薯片还是巧克力，都不是本该存在于自然中的味道。

天空变成深邃靛青，大约过了午夜。一阵凉意从身下袭来，我打了个哆嗦。昏沉中，大地似乎在轻轻震动，远处传来持续的低鸣。视线模糊不清，菜地土层的纹路间好像在微微发亮，隐约绿光穿过菜地，连接了谷仓、温室，向码头延伸。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想要跟着光迹，但它又不见了。我揉着眼睛，四处张望，忽然浑身一激灵。一只手搭在我腰上。

“看那边。噢，别怕。”

莉莉不知何时站在了我身后。她有着热带地区人们的身材，矮小圆润，只到我肩膀高。

“你怎么在这儿？”

“我早就睡不了整觉了。” 她咧了咧嘴，“你也知道，小娃娃一会儿要喝奶，一会儿做了噩梦，一会儿被撒尿惊醒，再要不就是长牙、生长痛，一夜里总要起来好多次。一个接一个！等到最后一个也长大了，关起门来不想理你时，你也回不去啦。也总有些活儿需要夜里有人手，我们的母牛快生了，有时还有些不速之客。”

我这才注意到，她背着一把长长的猎枪，枪杆上笼罩着一层薄纱似的绿光。“快看那边。”她指向远方。

遥远地平线上，一层绿色纱幔轻柔地舞动着，白色流云刺绣其上，瞬间隐没，过了一会儿，又再次出现在幽深天幕上。

是极光。源自太阳爆发的高能粒子沿地球磁场运动，激发高层大气中的稀薄气体，上演变化无常的戏剧。天空就是最古老的显示屏，或者说，自阴极射线管以来的人造显像术都是对她的模仿。光带沿着地面伸展，起初缓慢，但忽然就倾泻到了我身上。彻骨的冷寂，仿佛一部分血液也随光流淌而去，刚平静的思绪又开始奔逸，但我移不开眼睛。因纽特人认为极光是逝者灵魂，在最寒冷时显形，给后辈以庇护和希望。这也是留下的原因么？可是，在浩大天地间随时会被严苛环境杀死的人，竟然会相信，人的灵魂是这么恢弘、壮丽，远超自然的造物？还是说，他们早已觉察到，粒子激发的不只是气体，还有头脑中的神经细胞，人看到的其实是会当凌绝顶的想象？

云层如舞台，浮现出薄雾般的岩石和奔行的山脉，一波接一波，穿越光的帷幕，成为层叠的鳞片和垂天的翅膀。我忽然意识到祖先崇拜的到底是什么。并非匍匐的蜥蜴或蛇。在和塔皮萨的祖先分道扬镳前，他们一定也见过。鳞片化作云彩，翅膀化作光带，既是鱼，也是鸟。龙变无常。他们崇拜的是变化本身。

“夏天的极光可不多见。” 莉莉说，“你运气很好。有些人等了很久也见不到。你在找什么？”

即使我愿意和盘托出，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一片形状不明的拼图。她带着我沿着夜巡的路线走了一段。我们谈到了她的生活、孩子、曾经的工作。令人心神不宁的微光时隐时现，我忍住不去看，将注意力重新聚焦到日常的尺度上。她夸张地谈起孩子牙牙学语时的可爱，略过他们在飞机或火车上大哭时的难捱。和许多母亲一样，她们生活中的一大部分被一个缓慢转动的隐形黑洞吞噬了。孩子长大后，她考取了紧急医疗服务的资格证书，驾驶救护车，穿行在灯火通明的巨型城市中。她告诉我，病人回家的几率通常是一百减去年龄，但儿科重症监护室外的走廊是全城最悲伤的地方。在现场掌控全局的不是职位最高的人，而是最冷静的人，因为冷静和焦虑都会传染。有亚裔血统的小老太太是世界上最坚毅的人类，但如果要给穿橄榄球衣的十八岁小伙子抽血，最好让他们先躺下。

我礼貌地笑了。她很幽默，懂得如何让人放松下来。

“所以你其实有点像急救人员，或者旅行护士。” 她说。我们在农场尽头的围栏边停下。牛羊都回到了农舍，一根围栏顶部探出了一个半透明的圆形窗口。像红外探测器。

“你应该能理解，创伤手册上有一半的内容其实都是在应对休克。在现场我们做不了太多，最重要的是保持冷静，把他们送达目的地。这是项团队任务。”

我告诉她，和身体创伤不同，即使真的需要治愈，绝大多数人也不愿承认精神创伤。就算哪位花了大价钱的客户真想到了我，也会更愿意把我想成农场工人或者超市理货员，安静地消失在桶装牛奶或包装食品后面。更大可能是，在他们的世界里，我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他们才能确信，那些来自远方的记忆真的属于自己。重建中心的各个环节间都是严格独立的，我从没见过流水线的下一位操作者。

“所以你没有能信赖的人吗。”过了一会儿，她问，“至少能说说话的？以前我们出车都是两人搭档。”

她的话像手术刀那样切入了我。我几乎喘不上气，于是转过头，加快脚步，回到黑暗的地窖里。

屏幕上的信号仍然亮着。频繁的β波形成了一座座红色的小山丘，在θ波的绿色平原上起伏。她们的睡眠周期呈现出同步性，也许不同的梦境在以某种逻辑交织，也许她们正做着一个更大的、相同的梦。但我没力气将信号叠加分析。屏幕暗部的反光里有一只下垂的眼睛，眼尾的每一道皱纹都显示，尽管抛掉了几乎所有，负重还是拖着我坠向地心。

我关上了信号监测界面。桌面空无一物，背景是小车停在港口边，光滑车身在朝霞中呈现出淡玫瑰色，车门像翅膀那样向上开着。那时她刚来到这个世界，有足够多的好奇和热情来陪伴一无所有的我。一开始，她性格谨慎，甚至有些刻板，但是相处一段时间后就能发现她的温和耐心，并不仅仅是在对话中。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漫长的旅途。直到现在，我都不觉得她也被污染了，但我还是将她从联网里卸载了。她在离线后失去了自检和学习能力，永远停在了最后一次旅行中。我抛弃了她，就像抛弃其他东西那样。我想象她睡在一只装点着瓷质树木和林间小屋的透明玻璃球里，摇晃时，会有模拟雪花的白色碎屑纷纷落在身上。

我点了点照片中后视镜的位置，那儿有个隐藏在图层下的终端快捷方式。为了保证数据的原始性，在采集过程中和媒介交换任何信息都是不合规的。我可能会白忙一场，甚至失去执照，但我没有其他选择了。我向她倾诉所有。观察、思考、感受。绿意葱茏的温室、遥远地平线上的火山、冰海中的划艇和大山顶上的木乃伊。睡眠曲线的纹样和基准测试的蝴蝶。鲑鱼和灰熊。绿光和白夜。另一个世界的考古工地和紧急创伤处理。我提不出更具体的要求，一半是因为困惑，另一半是愧疚。我很久没和她说话了。我不知道在期待什么，即使在没离线时，她也并不擅长猜谜语。谜语的本质是隐喻和类比，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原始方式，而她很难像我一样，从不相干事物中凝练出一个个抽象概念，再跳跃其间，就像跳过浅滩中的一块块石头抵达未知的彼岸，那需要很多信念。

屏幕闪烁，我忽然想到，在压缩后的玻璃球中，她可能忘记了人类的自然语言。我想要撤回输入，但进度加载光圈卡住了，直到我睡去。

哈娜半跪在叉车边上，格纹衬衣袖子高高挽起，双手沾满油污。车身侧面的维护面板打开了，露出液压管道和电气系统。她用扳手拧开螺丝，站起身，再次确认液晶操作屏上的故障码，卸下电池。午后阳光里，新打捆的干草垛散发出暴晒后的温暖气息，手臂上的汗毛像一层金色苇草，覆盖在遍布深色痕迹的白石岸上。

“都是旧伤。” 她见我盯着她的胳膊，索性提起工装裤腿，露出同样疤痕累累的小腿，“来这儿前，暑假我在漂流船上当向导，寒假去滑雪场。只要不嫌无聊，这些地方的薪水都不错，足够一学年的。”

“你的家人呢？” 我脱口而出，立刻后悔了。我直到中午才起床，但好像还是没从昨夜清醒过来。工作结束了，按照预定行程，螺旋桨飞机明天一早会在来时的海滩上等我，塔皮萨说可以在白夜里出发。我把衣物和牙刷装入了登山包，将实验器材放回仪器箱，把土豆箱子恢复原位。唯一留在外面的是我的工作笔记本，她还停在那儿，光圈凝滞，像一只不会眨的眼睛。所以我爬上梯子，走进夏末午后的微凉中。

“夏初我妈来过。我们从俄勒冈开到安克雷奇。我上大学之后就都靠自己了。” 她抬起头，毫不掩饰年轻人特有的、坦诚的骄傲。即使在灭绝后，世界最偏远的角落，我仍能感受到年轻人的力量，但我总是会怀疑。年轻的亚历山大的确一剑斩断了戈尔迪乌姆之结，但并未能统治整个亚洲，相反，我总觉得，那一剑为他的早逝和帝国的崩溃埋下了伏笔。复杂性是必须理解和尊重的东西，这是采集者的工作教给我的，也是我不再年轻的原因之一。

“塔皮萨说，你们一起划艇去了岛上。” 她将螺丝一枚枚拧紧。

“是的。印象深刻。”

“我妈头晕得厉害，坐不了小飞机或者塔皮萨的船，更别提划艇了。你体力很好，就这个年龄来说。”她回到驾驶座，飞快地敲击键盘，叉车发出内部系统自检的嗡嗡声。

“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旅行，老得不算太快，相对论效应。”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接受了被当做父母辈，甚至祖父母辈的事实，并且习惯了自嘲。也许是在哺育的某一天，当我朝镜子里望去，发现前一天刚拔掉的白发又冒出来的时候。有时，我能从镜子里看到我的母亲，或者未曾谋面的祖母的脸，另一些时候，则是那张我曾精心修饰过的、自矜的年轻女人的脸，像薄纱笼罩在另一张脸上。

“那感觉怎么样？”

“什么？”

“移植。你说过，你也没移植过，但你给别人做。你感觉怎么样？为什么？不是为了钱，也不只是为了到处旅行，我猜？”

我说不出话。她操纵手柄，叉起干草垛，开进昏暗谷仓再出来。搬完所有草垛后，她跳下车，斜靠在谷仓墙上，在明亮的阳光中眯起眼，叼着一根稻草秆。她身材高挑，有骨节分明的大手、大脚、大嘴巴和一头凌乱的栗色短发，工装裤上沾满深色机油，也蹭了一道在脸上。有那么一瞬间，我看到了我的孩子长大后的模样，尽管最后一次见到她是隔着无菌舱的弧形玻璃，小小的，睡着了，干净精致得像水晶球里的瓷娃娃。至今我也不知道确切原因。没有真相。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十分漫长，所有岁月却很短，我还没来得及接受改变便结束了，更来不及美化。她像一条河那样流过我。

“上了年纪的人大都有囤积症。” 过了很久，我才想到了该说什么，“你应该知道。老人家里总是堆满了小瓷人、报纸、杂志、塑料袋、瓶瓶罐罐。最糟糕的是猫。我也有这毛病。好在我以前做过一点点别的工作，知道把鸡蛋放在许多个篮子里。某种程度上，移植也是一种云存储。你也许没听过这个词。以前，人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真的互联网，而不是现在这种局域性网络——将数据存储在其他世界的远程服务器上。那是在灭绝和污染前。”

哈娜停止嚼草秆，打量着我。和其他地方不同，在这里，我经常感受到这种凝视，好像接受测试和提取的不是她们，而是我自己。我准备好了编造故事，回答问题，但她什么也没问，而是沿着墙坐下，将散落的干草聚拢再分成几堆，重新排布。她的动作清晰、稳定，遵循着某种特别的韵律，草堆变成一道不见尽头的缓坡。她拍拍墙壁，示意我坐在她旁边。她讲的不是神话传说，不是虚构，也不是她自己的故事，但当太阳西沉，微热的谷仓墙壁在背后变凉时，我脑海中的自动织机终于开始了工作。故事像钩针用的花样图，指引我将现实编织成一张更大、更完整的图案。

艾达是本地人，两个世纪前出生在白令海湾内的山麓间的小定居点，离我们有一天航程。云杉溪在半岛尽头，山势渐缓，融雪在许多短暂春天里急切地奔向大海，形成交错溪流，暴露了隐藏的矿脉，因此有许多人溯溪而上，深入到覆满树木的古老山野间。她八岁时，父亲因为吃了变质的肉去世，母亲养不起所有孩子，将她送到了诺姆。一九〇六年时，那里是人口近万的大港，远比现在繁华。她在卫理公会的教会学校学会了读书、写字、缝纫和做“白人饭”。她是当地唯一会读写的因纽特女孩，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并未改变命运。她回到了村庄，和其他人一样在十六岁上嫁了人，失去了姓氏，在四年内生了三个孩子，但只有小儿子班尼特活过了一岁。和她源于困苦的独特不同，丈夫是那个时代再平常不过的男人，以训犬为生，也像对待狗那样殴打她和孩子、不让她吃饭，并在班尼特患肺结核后抛弃了他们。二十一岁时，身无分文的艾达背着生病的儿子步行了四十多英里，回到诺姆，那个曾给了她第二种生活可能的地方。在努力赚到够两人生活的钱之前，她把班尼特放在孤儿院里，每天傍晚去看他。

随着矿脉枯竭，人群像潮水般褪去，十几年后，诺姆只剩下几百人定居。迅速退化的城市垃圾遍地、暴力丛生，甚至不再有干净的饮用水。艾达通过给人打扫卫生和缝纫赚到的钱越来越少。当一支远征队到达诺姆，想要找一名会说英语的本地裁缝加入去弗兰格尔岛的探险时，警长找到了她。许诺的报酬是闻所未闻的每月五十美金，足够她从孤儿院接回班尼特，治好他，再租下一间整洁的小屋。她甚至能买一台缝纫机，这样，她就能在下一个夏季前给大渔船补帆了。但她也不想成为远征队中唯一的因纽特人和唯一的女人，更不愿把儿子独自留下。远征队向她保证，还会有其他当地家庭加入，但当她按照要求的时间到达港口时，发现只有她自己。“我们会沿路再找人。” 他们说着，将她带上甲板，但艾达知道他们不会，并且也回不了头了。

他们向北航行了六百英里，穿越白令海峡，在一周后到达了弗兰格尔岛，西伯利亚以北，楚科奇冰海中的孤悬之地，北极熊和海象的乐园，辽阔严酷的无人区。远征队的发起者，著名的探险家史蒂芬松相信，只要有人在岛上住上一两年，就可以宣称领土所有权。如同那时的许多探险家，他有着超出常理的乐观自信和巨大野心，也因此获得了足够多的奖励，多到让他忘记了失败和代价。加拿大政府勉强接受了他的提议，提供了初始资金，但史蒂芬松本人并不在远征队中。

他从追随者中挑选出了四个人代替自己。他们和艾达一样年轻，怀着梦想但经验不足，也因此轻信。他只给他们准备了半年的物资，向他们许诺，“友善的北极”会提供给他们需要的一切，只要打猎就行，但艾达很快就发现，甚至没人能熟练用枪。队伍的最后一名成员是一只出生不久的小虎斑猫，船上的母猫在航行中生下了她。

登岛后，艾达离开仍沉浸在兴奋中的男人们，独自走到灰白碎石滩上，看船影消失在远方，不由自主地流泪。一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儿子了，她几乎无心做饭、清洁、缝纫。男人们发现了她的失职，咒骂她、威胁她，高大得让人害怕的洛恩将她绑在旗杆上，直到她答应好好修理靴子。“好心没好报，我只能来硬的了。” 他在日记中写道。那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们登岛两个月后。

她是个普通的因纽特女人，算不上聪明。在学校时，她学得很慢，几乎花了整整一年才掌握那些弯曲的字母和数字，但一旦学会了什么，她也很难忘记。她把学到的东西背在身上前行，就像背着班尼特，缓慢地穿越诺姆城外的静谧林地。在弗兰格尔岛上，她花了三个月来学习接受现实。当男人们探索岛屿时，她独自一人留在营地，缝补、烹饪、清洁、刮兽皮，渐渐发现沉浸在工作中——即使是不被认可的工作——能获得些许平静。在越来越寒冷的极夜里，她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活计上，一针接一针，将忧虑、恐惧和希望像肆虐的暴风雪那样，隔绝在一层不算厚重但坚韧的帐篷外。前所未见的严苛环境软化了男人们，又或者是他们开始稍微理解但仍不愿承认，她也是他们能在这里活下来的重要原因。总之，在真正的冬天到来时，他们紧紧挤在一起，毛皮兜帽里的每一张脸都坚毅而平静，艾达坐在中间，小猫维克卧在弥尔顿腿上。这是他们留下的唯一一张集体照。

他们熬过了第一个冬季，但补给船始终未能破冰而来。大陆另一端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对弗兰格尔岛提出主权要求，加拿大无意继续资助史蒂芬松的雄心。他被迫去找新的投资者，却错过了短暂的通航季。当寒冷再次降临时，远征队几乎弹尽粮绝，洛恩还患上了败血症。一九二三年一月，三个健康的男人带着剩下的雪橇犬穿越海冰，前往西伯利亚求救，从此杳无音讯。艾达、洛恩和维克留在了岛上。

她学着男人们的样子，搭捕狐狸的陷阱，用空罐头练习射击，用漂流木加固储藏帐篷，还在帐篷顶上搭建了观察北极熊的瞭望台。她的缝纫才能也让她完成了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制作一艘捕猎海豹用的皮艇。她甚至为儿子缝了一双软皮鞋。与此同时，她继续负担烹饪、清洁、照护。洛恩的病越来越重，从二月初他就只能卧床了，到了三月，强壮的腿变得瘦骨嶙峋，布满炎症引发的蓝紫色斑块。他把写日记的任务交给了艾达。起初，他们还能一起读《圣经》，但当病痛与绝望将他完全攫住时，他咒骂甚至诅咒，说她的孩子早就死了，和她之前的一样，都是因为她没能照顾好他们。那是四月二十一日。她在日记中写道，那是她最糟糕的日子，每天都干着四个男人的活儿，竭尽全力让他们活下来，但回家后还要面对伤害。那一天的日记比其他每一天的都要长，话语戳破了她好不容易缝补起来的庇护。最后她写道，如果她回不去了，请让她姐姐照顾班尼特，别让她丈夫带走他，如果她姐姐还活着的话。那样，她就安心了。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还是把找到的大部分食物都给了洛恩，给他倒便盆，用热砂按摩他的双腿，照顾他的褥疮。他在六月二十三日去世。她将他装入睡袋，用木箱筑起屏障，以保护他的遗体不被动物伤害，然后带着维克搬到了储藏帐篷里，以躲开可能被尸体气味吸引的北极熊。现在只有她自己了。她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是否能度过下一个冬季，因此只能继续打猎、缝纫、烹饪、修补、写日记。夏季的丰饶和久违的自由几乎驱散了前途未卜的阴影，让她拥有了一段短暂的安逸与宁静，她在十六岁后就很少感受到了。她用海鸥蛋做煎蛋，在海边享受一个人的野餐，也在痛经时和小猫窝在家里休息，不做任何事。她还弄明白了如何使用他们留下的相机，给自己拍了照片。在漫长的白夜里，她阅读其他探险者的笔记和洛恩留下的《圣经》，喜欢耶稣向撒玛利亚女人讨水喝的故事。在最后一段日记中，她常常感谢耶稣和天父，感谢祂们让她还活着。八月二十号，她缝完了最后一双手套，打开了最后一只饼干箱，也看到冰山重新出现在远处的海平面上。

她得救了。史蒂芬松的助手哈罗德带着另一支探险队发现了她，他们目瞪口呆地看到她穿着自己缝的鹿皮外套站在帐篷外迎接他们，还抱着一只猫。她看起来至少还能在这儿活一整年。哈罗德在笔记中写道。一九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艾达回到诺姆，立刻成为了焦点，但她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她只想活下来，回家，见到班尼特，而耶稣听到了她，就像听到撒玛利亚女人，尽管是她先给了他水。哈罗德和史蒂芬松也不觉得，哪怕亲眼所见，他们还是不相信，一个矮小的土著女人能做到四个白人男子都做不到的事。像许多最杰出的先驱者，他们以信念塑造所见、引领行动而非相反。哈罗德拿走了艾达的日记，撕去了一部分。他把日记卖给了媒体，并暗示，洛恩是因为缺乏她的照护而死的。很快，诺姆的酒馆里开始流传艾达是生吃了其他人活下来的，就像她的族人生吃海豹肉那样。

她太熟悉这种指责了。终其一生，他们都在试图打碎她，不是从外部击打，而是从内部瓦解，因为他们比她自己更了解她的强韧，即使他们不愿承认。严寒、劳苦、饥饿和对死亡的恐惧不能完成的任务可交由语言完成，利用她的性别、种族、秉性，那些她与生俱来之物。词语像针，能缝合也能刺伤。艾达不再接受采访，将荣誉、利益和诋毁一起，再次隔绝在一层自制皮袍外。史蒂芬松用艾达的日记和她保存的探险笔记写了书，举办巡回演讲，将巨大利益和荣耀收入囊中，没付她分文。她只拿到远少于承诺的裁缝报酬，勉强给班尼特治了病。一年后，她又结了婚，将另一个男人的姓氏加入名字，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比利，继续生活在贫困中。她曾移居更温暖的内陆，但最终又回到了极地。八十五岁时她在养老院去世，十年前，班尼特已经因为慢性肺病去世了。比利参加了几次战争，在余生为母亲的过往奔走了数年，直到二〇〇三年离世。

“幸亏她学了读写，才坚持下来。在岛上和后来都是。没被打倒。”哈娜的声音变粗了，忽然用手掌将排列整齐的草秆拂乱。晚霞在天边漫溢，月亮苍白的半影贴在最后一片清亮的蓝色天幕上。“传统上，因纽特人不喜欢谈论自己。但他们没有文字，也不知道什么是日记。她从没想过会被那么多人看到。”

“但你也说过，日记不属于她。”我说，几乎厌恶在被触动时仍怀疑的自己，但离答案越近，我越得小心翼翼。我经不起再一次失落了。“怎么能确定？怎么能确定，我们现在看到的不是被裁剪加工过的，以满足另一种期待？”

“你看过原件就不会这么想了。” 她站起来，将修长的胳膊拉伸得更长，“铅笔写的。满是错字。但她一直写。本子用完了，她就用空白的订货单。那种纸又薄又滑，石墨粉早就没了，只能看痕迹。”

“你看过？”

“扫描版本。做了识别转录。” 她停顿了很久，终于说，“还有人在保存，并把消息传出去。但不是为了交易。在灭绝和污染后。”

“但是——” 心脏剧烈跳动，包裹它的那具身体变薄了，内里和周遭的一切都在变得清晰，“为什么？就算是原件，怎么能确定，那不是出于压力与绝望的想象，而是真相？记忆本身就是故事。”

“不能。所以我们保存。这样，就还会有别人，比如你这样的人，找到它，审视它，怀疑它，讲不同的故事。未来的人们需要属于他们的真实，就像我们。可能在很久以后。”

她向我眨了眨眼，大步走进了谷仓。大地再次微微震动，这次我听清了，那不是熊或者其他什么动物，而是大型机器发出的低频嗡鸣声，一只在地下搏动着的温热心脏。

塔皮萨带我上船时，她们站在小码头边向我挥手。太阳直射出的光线消失了，剩下一片片变幻的色带，从虾红、草黄变成黄绿、青蓝，最后停在一种燃烧过后的暗灰中。让人酣睡和遗忘的夜幕始终没有降临。我呆坐在船尾，望着荡开的波浪和越来越远的小岛。海面像浓稠的油墨，在视线难以触及的海底，会有一组电缆以光速将她们连接到另一个世界吗？像近百年前那样？

我的旧日旅伴在我离开前回答了我。她对污染后的世界一无所知，因此只能将关键词映射到过时的信息上，提供相关事实。因为地理和纬度优势，这里从二战时期开始就是极重要的军事基地和交通枢纽，只要不被大地束缚，穿越极地的旅行有最高效率。而在近百年前的浪潮里，许多偏远之地成为了需要巨量能源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家园。这个世界曾经的霸主们搬山移海，攫取大地提供的一切——水力和风力、热能和冷却。我看到熟悉的地名。在千年未变的群山间、层叠梯田下，不只有过往世代的生活遗存，还有当时人们正经历的一切。一个提供自然风冷的山洞能装下三十万台数据服务器，每个入口都有人脸识别摄像头，安防机器人日夜穿梭其间。

大地的确给了她们一切。热量从数据中心转移到地表，部分用于加热，部分通过特殊设计的土壤层散发、从看起来像树洞的竖井排出。一旦猜到了本体，伪装就很明显。我甚至能推测出分工。需要夜间照拂的不只是婴儿和母牛。需要解码和修理的也不只是农场机械。那些真实的或杜撰的、公开的或私密的、流传广泛的或者无人在意的个体记忆，作为一个人存在过的证据，或是某种我们尚未充分理解便失去了的力量。如果重建中心是一家超市、一间交易所，还有人能从中获取利益与安慰，那么她们看护的则是一间无人的博物馆、一座陵墓。也许是寒冷，延缓时间的同时也拉伸了人的耐心和精神，在冰封海面上，海豹猎人会等上数小时甚至数天。但肉体的极限不会增长。

塔皮萨递给我一件东西。漂浮木雕成小刀的形状，缀着贝壳磨成的串珠，和山洞里见过的相仿。

“我听琼说了葫芦的事。” 她说，“以前，女孩们用这个在雪地上涂涂画画，讲故事。”

我紧紧握住。我忘了上一次收到礼物是什么时候了。岛已变成了海平面上一笔模糊的粗线，最后一只鸟儿也消失了。我们不再说话，张开帆，让越来越强劲的风灌满翅膀，驶入白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