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身世

四十年前，插班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是最重要的必修课，也是我最想学好的一门课。遗憾的是，毕业拿学分的考试——考题好像是“谈小说语言”，老师给我判了五十九分，差一分及格。但我还是多少有收获的——至少摸到了中国小说源流的一点皮毛。

小说从一开始就是被看不起的。春秋的庄子明确说“小说”不足以达到“大道”。《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都是些搬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的稗子那么小的官儿，引用了“孔子曰”——正经人是不干这活儿的。其实这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说的。子夏多少给“小说家者流”留了一点面子，“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只是对远大的事业恐怕有妨碍。

当然，这里的“小说”，并不是一种文体。按《汉书·艺文志》所开列的书目，凡无关大雅无类可归的杂书就叫“小说”。

汉魏六朝到唐开元、天宝，《搜神记》《世说新语》以及《山海经》《穆天子传》之类才开始有了传奇小说的萌芽。北宋灭亡前，僧人为了传教，把佛经故事（变文）从寺庙讲到勾栏瓦舍，一些文人也跟着写传奇文，将社会新闻、男女之遇乃至妓院情景纳入笔下。其中较有影响者如《莺莺传》（元稹）、《李娃传》（白行简）、《柳毅传》（李朝威）等，成为后来的戏曲题材。三国、隋唐一类历史故事广泛流行，长篇小说露出端倪。

南宋至明弘治后期，出现了今本《三国志演义》以及《忠义水浒传》的原始本。描叙已脱离史的拘束而进入自由抒写。评话小说开始产生，少叙古事而多描现状，真切活泼地描写眼前世态。

由明嘉靖到清乾嘉，中国小说进入全盛时期。笔记已不入小说之流；传奇小说因《聊斋志异》而勃然中兴；以“三言”“二拍”为代表，评话小说踵武其后。长篇小说《水浒传》被润改为完美的今本；《武王伐纣》被扩大为《封神传》；《唐三藏取经诗话》被取作《西游记》的张本。以《金瓶梅》《红楼梦》为标志，长篇小说登峰造极。

然后，就像所有事物都不能逃脱抛物线一样，中国小说走进了自己的衰落期。从清乾、嘉以后至 “五四”以前，所有的小说形式都显出疲乏和模拟的情态：评话小说绝迹，传奇小说复归原始笔记。长篇小说另开暴露社会黑暗一途，利用市民心理，揭露私人恩怨阴私黑幕。又有描写妓院及淫乱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肉蒲团》等。传统中国小说走到绝境。

晚清，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以图重振小说地位。疾呼小说“如空气，如菽麦，欲避不得，欲屏不得，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把小说的重要性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主张把小说从“华士坊贾”的手中拿过来，创作“新小说”，为“改良”服务。在肯定小说的社会价值的同时，把小说变成了政治主张的宣传品。

这时候，一种外来的影响，以比魏晋隋唐时代进入中国的佛教更为强大的气势，给中国小说以一种新的推动力，诞生了以鲁迅小说为代表的现代意义的新小说。全新的文学传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大放光彩。

即便如此，仍不乏对小说的贬斥。当年我所在小镇一位业余作者在恢复高考考上大学的第一天，教师就警告：大学是培养学者的地方，写小说是没文化知青的事——虽然这位教师一直在写小说，一直发表不了，也因此一直进不了省作协。

小说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字艺术形式，真正受到颠覆性挑战，是视听艺术的勃兴，尤其是网络和AI的出现。早年一道投身文学的许多朋友不只放弃了小说写作，还在微信群里对小说写作极尽挖苦嘲笑：白居易《琵琶行》里那位曾经让“五陵年少争缠头”的京城歌女，终至“门前冷落鞍马稀”，沦落在萧瑟秋夜的寒江上独守空船，就是当今小说作者的写照。我无言以对，只能退群。

我从来没有认为小说写作是多么非凡的事业，一样不过是世俗社会五行八作的一种。小说写作的确热闹过，但从没有高贵过。有人曾经把小说作者称作“精神贵族”，那是一句批评的话。也许有人真是“贵族”，但没有普遍性。

小说的命运有一点像《红楼梦》里的晴雯，“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千百年来，经历起伏的小说有一点始终未变，即小说是一种揭示：人世间的真、善、美尽在其中，假、恶、丑无可遁形；是一种评判：任随遮掩、涂改、歪曲、矢口否认、蓄意抹杀，公道自在人心，是非功过，水落石出；是一种良知：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的表象下面，永远有一颗为最多人认可的坚固的价值内核；是苦海沉浮的罗盘，是世道人心的晴雨表，是民间的旌表，是历史的耻辱柱。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保有基本的自尊和起码的人格，“小说家者流”在社会中就虽然是一个边缘人群，但决不是一个卑微人群。真正优秀的作品，绝不会被有素质的读者忽略。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变化都是必然的。但文学作为一种心灵的诉求，永远会与人类共存。法国现象主义美学家杜夫海纳认为，作为审美最重要对象的艺术作品是历史进程的产物，所有这样的审美对象都是“一个历史的纪念碑”。审美对象在各个时代的文化基本保持一致的过程中，或死亡或再生，或消失或复活。一种新的审美对象也将依赖于历史为其指针的审美知觉。

小说世界的美好依然是可以期待的。

两种神话

中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都对各自地域发生过深远影响：东亚多国曾以中国为师，希腊则是欧洲的精神故乡。

读欧洲文学史，接触到希腊神话，发现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有许多颇有意思的异同。试举几例。

先说同——

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都有创世的内容，都有关于洪水的描写，又都表现出人类早期母系社会的某些特征如母性崇拜，又都可以看出人类早期婚姻不像而今这样规范：

女娲同哥哥伏羲有兄妹婚；大地之神盖亚竟同儿子乌拉诺斯生了独目百臂巨人克洛诺斯，是乱伦。

至于不同处，似乎更多些——

中国神话比较现实，神话历史化。即使较为可信的史书如司马迁的《史记》也是从三皇五帝写起。就是说，三皇五帝这样的神实际也就是一些象征性的人。

希腊神话虽然神人同形同性，但神是神，人是人，同现实生活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希腊人也不像中国人这样虔敬地以神（如炎黄）的子孙自命，也不大会相信宙斯是他们某一历史阶段的一个领导者。

因为同历史合一，中国神话中的帝王个个都是地地道道的神，道貌岸然，至高无上，从来不犯错。而希腊神话中的头儿就不怎么样。宙斯十分放纵，经常乱搞；神后赫拉心胸狭隘，是个醋坛子，实在说不上贤惠。中国的神分出了好坏。好的绝对好，坏的绝对坏。颛顸、黄帝、夸父光芒万丈，共工、蚩尤、鲧遗臭万年。希腊的神则多有二重性格，不好不坏，亦好亦坏，说不上高、大、全，却同人较为接近。

中国神话中的帝王触犯不得，希腊则似乎无所谓。刑天反抗黄帝，被砍了脑壳——“刑天”就是砍脑壳；宙斯弑了父亲，却照样做了天上和人间的管理者，一般人在心理上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同样是造福人民，鲧偷息壤，被黄帝发现，杀害于羽山，后人也对他加以蔑视；普罗米修斯盗火，却受到永恒的崇敬，被看作真理传播者的化身。

中国神话中，原始父亲只有一个，最高的主宰者也只能有一个，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家无二主。国君或氏族领袖也就是最高的家长。颛顸与共工，黄帝与蚩尤打得焦头烂额，都是为争夺大一统的统治权。希腊神话中，男性的强者则结成联盟。如宙斯同他的两个兄弟——海神波塞冬、地狱之神哈迪斯结成“兄弟联盟”，三个人共管天上、人间、海和地狱。

中国和希腊神话在伦理关系和道德观念上的差异也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