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今年第一期的《上海文学》，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再次见到了久违的马原。“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我喜欢天马行空，我的故事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耸人听闻。”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朋友，大概能够轻松回想起那个自命不凡的文学天才，那位不可一世的先锋狂徒，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掀起的惊涛骇浪。这位曾经发明了独特的“叙事圈套”的“写作的汉人”，几乎凭一己之力创造了彼时“先锋文学”的叙述神话。时过境迁，在先锋文学四十年之后的今天，马原的新作《动物之山》同样给我们无限的思索空间。它似乎在不断提示我们，无数人心心念念的“新小说”究竟应该如何重新出发。

坦率地说，《动物之山》其实依旧延续了马原近年来重点作品《勐海童话》的基本叙述框架。小说主要人物包括六十多年前的祭司别样吾，他“有一整个童话世界，却不得其门而入”；能够往返于人间和冥界，见到祖先魂魄的贝玛；以及来自上海，在南糯山休养生息的“马老师”，这位“从遥远的西藏一路游走过来的讲故事的人”，似乎可以与马原本尊相联系。

最近几年，马原执著于借鉴卡尔维诺的《意大利童话》，立志写作一部《小王子》《长袜子皮皮》，或《霍比特人》式的童话巨著。昔日不接地气的“先锋派”，终于化身为如今被灌注了太多仙气的“童话迷”。从《湾格花原》开始，他陆续创作了《砖红色屋顶》《三眼叔叔和他的灰鹅》等大量童话故事。云南西双版纳勐海县南糯山上的姑娘寨，这个远离喧嚣的隐居之地，几乎成了他的童话王国。隐居深山的他终于发现，一颗未经浸染的童心，才是“向过度发展的世界索要的最可宝贵的东西”。看得出来，这位中国先锋文学的“开山祖师”，早已视这个哈尼族聚居地为自己的“第二家乡”，他似乎要借童话这种古老文体的现代转换，通过注解古老蛮荒之地的童话和民间故事，获得写作的动能，从而重返朴素与天真，重返人类故事的本源，重新完成当年先锋小说未竟的文学事业。

对于马原来说，这种重建童真世界的写作抱负，其实并不令人诧异。事实上，早在十多年前，封笔二十年的马原，在众人的唏嘘声里拍纪录片、做电影、写剧本、搞房地产，辗转于西藏、海南多地，经历“灵感危机”又重拾文学之时，人们曾为这位神话般人物的“回归”而倍感振奋。二〇一二年，他的长篇小说《牛鬼蛇神》曾令无数拥趸们激动不已，然而小说中的神灵世界多少有些令人似曾相识，其间穿插的旧作依稀可辨。从如巫师一般洞悉玄机的康巴汉子和他那神秘莫测的银头饰，到天花板上的奇怪声音、熊掌印和羊肋条，再到枪杀黑猫，这是旧作《拉萨生活的三种时间》里的经典段落；刑警队的小格桑，老太太的九眼猫眼儿石，以及幽灵般的养狗老太婆的故事，来自《叠纸鹞的三种方法》；而诺布讲述的四十多年前阿爸和珞巴猎人的恩怨情仇的故事，则是《喜马拉雅古歌》的主要情节；甚至零星提及的李克和林杏花，也颇为戏谑地书写了《死亡的诗意》的后续部分。在此，马原几乎重述了自己所有以西藏为背景的经典作品。而小说的主体情节，更是他一生所有神迹经验的集合。从北京到海南，再到西藏，最后回到海南，神鬼奇谈的交错呈现，暴露了他企图囊括一切的写作雄心。小说中的大元，也别有深意。他最后彻底放弃了俗世的喧嚣，虔诚皈依鬼神的世界，这也大概正是马原本人的心灵写照。如此看来，《牛鬼蛇神》其实是马原对自我生命的一次忠实记录，这是他思想通脱之后的肺腑之言，也是指向自我的心灵慰藉之书。

《牛鬼蛇神》之后，病情得以控制的马原相继发表长篇小说《纠缠》与《荒唐》，这也体现了作者在形式的迷狂之后，试图以更直接的方式切入当下现实。两部小说均围绕这个以金钱为中心的“最坏的时代”展开，广涉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由此体现出难得一见的新意。然而，小说所谓的“现实感”，却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隔膜，这也似乎暗示出作者对如洪流般汹涌的日常生活的惊愕与无所适从。自此之后，由于生活的变故，马原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令他心醉神迷的地域文化，早年间得心应手的所谓地方的神性也再次彰显。再加之他曾经同样屡试不爽的“叙事圈套”，虚虚实实、影影绰绰之中，一种久违的神秘气象开始悄然呈现。二〇一六年的中篇小说《姑娘寨的帕亚马》是马原“顶礼神性云南”的标志性作品，也是他在举家入滇隐居西双版纳南糯山五年之后第一部有关云南文化的民族题材小说。小说讲述“我”在虚实之中探寻哈尼族祖先及其历史传承的故事。它在结构上双线并行，散文游记中隐没着一个匪夷所思的悬疑故事。小说不经意地切入“我”与帕亚马的奇遇，从而引出这个原始森林中梦幻般的世界。帕亚马，意味着族群的起源与原始的野性，那个让人心醉神迷的神秘男人给了“我”诸多思想的启悟。然而，神性与世俗的分野终究让“我”与他分道扬镳。小说充分显示了马原对于边地神性的迷醉。事实上，边地传奇一直是马原写作的核心要素。从西藏到海南，再到如今的西双版纳，边地的神秘与雄奇始终诱惑着他。在他心目中，南糯山正是一片难得的净土，是“可以让生命和灵魂都安静下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