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与思的辩证书写
作者 战玉冰
发表于 2025年4月

内容提要:刘大先的《去北川》一方面以作者去北川基层挂职期间的经历为写作契机,全方位地展示了北川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神话历史与经济建设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北川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在写作时表现出高度的在场与实践态度,并且在实践过程中既形成了个人与地方之间深刻的情感羁绊,同时又不失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反思。总体上构成了一种行与思的辩证书写。

关键词:刘大先 《去北川》 非虚构 地方书写 实践文学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如何用文学来书写和把握地方可以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重要问题。从“五四”时期乡土文学与“侨寓文学”概念的提出,到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再到抗战时期作家与广大内陆地区及民间的深度遭遇;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蛤蟆滩、清溪乡与三里湾,到八十年代寻根文学大潮中的商州、葛川江与高密,再到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豫军崛起”与“里下河作家群”的出现,一直延伸到当下热闹非凡的围绕着“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等现象的讨论……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从来都不缺少对于“地方”的关注。仅就新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而言,梁鸿的梁庄、李娟的阿勒泰、阿来的瞻对、何伟的涪陵等就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书写范例。但整体上来说,在当代非虚构文学把握地方的过程中:首先,如何完成“外来者”与“当地人”“进入”与“在地”的平衡仍然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思考的问题;其次,相比于个体经验与民间声音,基层管理者的看法与发声在这些非虚构作品中却往往缺位,这导致作为读者的我们更容易被带入到同样作为个体的写作者的感知系统之中,看到问题所在,但却很少能看到解决问题的出路与方法;最后,相比于文学、文化书写上的丰富多姿,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分析则经常显得要薄弱很多,或者后者直接导向了更为专业的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学术论文与研究报告。

在上述几层意义上,刘大先的《去北川》无疑有其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独特意义。一方面,作者作为北川的外来者,同时又在当地工作生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形成了某种进入与在地、观察与体验的平衡;另一方面,作者在北川挂职副县长的特殊身份,以及其高度自觉地“以一种泛人类学思维和社会分析的方式,记录一下时代与社会的变迁”a的写作态度,决定了《去北川》一书本身不仅具有非虚构文学的审美价值,更具有工作心得、调查报告、学术反思,乃至地方志层面的时代见证意义。

作为“行走”的写作

正如李敬泽在启动《人民文学》“非虚构写作计划”时对于“在场”“介入”与“见证”的强调:“该杂志(笔者按:指《人民文学》)所启动的非虚构写作计划的主旨在于吁请海内外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b同时,李敬泽还认为“文学的整体品质,不仅取决于作家们的艺术才能,也取决于一个时代作家的行动能力,取决于他们自身有没有一种主动精神甚至冒险精神,去积极地认识、体验和探索世界”c。李敬泽这里所说的“现场”“介入”“行动”“探索”等关键词,正是“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导向所在。而《去北川》一书也正是基于作者刘大先对于当地的充分观察、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上所展开的。在书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当地山川河流、风土物产、民俗传说、生活习惯,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高度熟悉,这首先就体现在书中大量和地方物产密切相关的名词的频繁出现。比如箭竹、躁鹃、灰胸竹鸡、阳雀、强脚树莺、白面水鸡、黑脸噪鹛、红腹锦鸡等各式各样的动物;又比如咂酒、马槽酒、兑了蜂蜜的包谷酒、腊肉、苔子茶、花魔芋、白山羊等当地最富特色的作物与特产;或者如“打狗埋石”的羌族仪式,以及“耶格西”(羌人对大禹的称呼)、“嘻嘶咕”(羌语中干杯的意思)等少数民族语言词汇……一方面,读者通过阅读这些地方性名词,就仿佛在观赏一场北川当地举办的地方博览会,刘大先则作为最优秀的导览人,在为我们将其中的每一件物品呈现于眼前,讲述它的用途、特点和背后的历史故事,乃至神话传说;另一方面,这些名词在书中的出现,也不仅仅停留在一种表面性的介绍,而是都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知识和少数民族文化信息,即物的书写作为一套表意符码背后的系统性与深度结构,它们最终都指向了当地羌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独特的情感模式。此外,在这些丰饶的物产之外,我们还能感受到那双观察、介绍这些物产的眼睛,即写作者自身的主体形象,感受到其对于当地的充分在场,对于每一件物品的熟悉。我们甚至不难感受到作者在介绍、记录和书写这些地方物产时所流露出来的亲切、热爱和惓惓之情。

写作者与这些地方物产、风土,乃至知识文化之间的亲近,还是要依靠切实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换言之,能够真正连接写作主体和名词对象的,最终还需落实到动词上。而在整本《去北川》中,最重要的动词就是“走”,“走”在书中意味着一种脚踏实地、躬身实践、深度介入与充分在场。只有“走”,只有作者长期以来坚持实地走访与调研、充分的进入与亲身的经历作为基础,才有可能对上述令人眼花缭乱的名词熟稔于心,并且如数家珍般的逐一娓娓道来。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北川像任何一个小地方一样,有着复杂而丰富的内在,外来者走马观花,并不了然。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时间才把这些地理情况弄清楚”d,“从2022年11月开始,我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断断续续把北川下辖的19个乡镇都走访了一遍”e。这里的“走”不能是“走马观花”,而是需要切实的行走、仔细的观察、认真的聆听与深入的思考。甚至在作者“初到北川的时候,我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徒步在县城的每条道路上走了一遍。那是一个阴雨蒙蒙的日子,我没有打伞,踩着水,感受着清新的空气和时有时无的雨丝,将自己融入到其中”f,只有真正的行走,才有可能做到彻底的融入。进一步来说,在《去北川》中,“走”无疑还有着更为丰富的意含,其不仅指具体的行走动作,也有实地走访调研的意思,甚至还指代地方的稳步发展,从过去经由现在通往未来的连续性道路,而在后一层意思中,“走”的动作往往还可以转化为一种“在路上”的状态:

“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古代人在路上行走,他(她)会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地和归宿;当代人在路上奔忙,“在路上”本身就构成了全部的意义,目的地和归宿则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建构。”

“像无数处于变革中的县域一样,北川的路正在建构中,并且可能会不断地建构下去,路是手段和中介,也是目的和归宿。”g

在这里,刘大先将“走”转化为“在路上”,从而进一步转化为更具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色彩的学术用语表达——“建构”,行走即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整部《去北川》的写作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关于北川的叙述,建构一种对于过去的回忆、对于当下的记录、对于未来的展望。由此来说,《去北川》就是一种作为行走的写作,或者说作为实践的文学。这里所说的文学作为“行走”与“实践”的意含,不仅指其将行走/实践过程中的见闻感悟一一记录书写下来,同时还意味着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关于北川地方的实践行动,一种关于北川发展话语的建构努力。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书写实践者的刘大先,对于“书写—建构”这一行为本身也有着充分的警醒和自觉,他在书中指出:

“有效的历史其实是记忆与遗忘的辩证与平衡。

本文刊登于《百家评论》2025年1期
龙源期刊网正版版权
更多文章来自
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