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同学王红卫因考试结缘,虽不是正经的缘分,却牵缠深远,“枪手”一事彻底改写了王红卫的命运走向。多年后,再见王红卫竟是在其母亲的葬礼上,谈及往事,皆是唏嘘。
想和你们说说王红卫这个人。我上初一的时候,他上高二,那时我住校,寄宿在他们宿舍。我们睡的是大通铺,他睡在我的左边。再往左就是一堵墙了。他常常扭身过来,盯着我看,叫我浑身发毛。记得他说过,从没见过这么明亮的眼睛。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他一脸小麻坑,胡子拉碴,牙齿黄黄的,身上还有味儿,和他做朋友我是心有不甘的。不过有他在,我倒没那么想家了,得以度过那些寄宿的岁月。
有次他来我老家了,令人猝不及防。我们是在巷子口相遇的。我没让他进家门,叫他在小卖部门口等着我,我去开摩托车。他就在那里安静地等着,在一棵梧桐树下。后来家里人狠狠批评了我,说同学来了,为什么不让人家进家门。当然,我是有些嫌弃他的。不过真正的原因是怕他嫌弃我,嫌弃我们家。一个我都嫌弃的人,更容不得他嫌弃我。那时,我们家四间砖房,脏乱差,像个养鸡场,和我的描述相差甚远。我问他,找我有什么事。他好像没什么事,开了句玩笑,说他想我之类的让人恶心的话。他来找我,其实我很兴奋的,但又假装若无其事,甚至面露难色。我骑着摩托车载着他在乡间兜风。我们在镇上面对面吃了一笼猪肉韭菜馅包子,说了些闲话。太阳一偏西,他就坐小三轮回去了。他也许是真的想我了。吃包子时,他曾低头沉思了很久。我永远记得他埋首发呆的样子。
随后我们就没怎么联系。我从他们宿舍搬了出来,搬到我们初中部新设的宿舍去了。我们很少见面,偶尔也会不期而遇,在饭堂或者在操场。其实我也知道他的行踪。下了夜自习,他大概会在食堂的包子铺里坐一会儿。那是家夫妻店,男的似乎很老实,女的热情爱笑。王红卫喜欢和老板娘开玩笑。有一次我看见老板娘在他身上死命地捏了一把,捏的是他的后腰。他像只受惊的蛤蟆,迅速跳开。脸红到脖子根了,这都被我瞧在眼里。他这人身上还有很多我并不了解的秘密。
他早上起得很早,不洗漱就匆匆夹着书向学校西南方向走,很像是被什么可怕的动物在追赶。在跑操的时候,常能看见他,在西南角的小林子里,大声背书。有时是读英语,发音很吓人,像是在咆哮,对着一片虚空;有时是历史书,背那些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这时声音就低沉下来了。弄清他的行踪,是为了更好地躲开他。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像是在努力地甩掉他。相反,我是有些期待见到他的。他身上有一股亲热劲,有种古怪的热情,总处于时不我待的感觉之中。听说他还有个外号叫“无事忙”,是他的同学给起的。其实他不忙的时候,让我更担心,怕他会做出什么令人吃惊的事来。
他的努力并没得到回报,总是考不上,仍锲而不舍地复读。让我算算,他大概参加过四次高考。他来找我做枪手的时候,我读高二,也就是他们高考前夕。那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上考场。不过也很难说,听人说,他上了电大之后,又参加过一次成人高考,无果而终。他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高二三班的窗口时,让我有些无地自容。那一刻,我感觉他很像我农村老家里来的人。后来他就常常在我们教室的后窗口出现了,叫我去小饭馆里吃饭,且出手阔绰。他这人往常抠得很,必是有求于我,可我就是不吭声。再后来他终于和我说出了原委,让我做他的枪手。他和我的历史老师谁先找的我并不重要。反正他和我说起那桩事的时候,我已经答应了那个历史老师。
历史老师找到我,也是凑巧。我上初中时,他教过我两年历史。不过他找我的事,与此无任何关系。他找到我后,才恍然所悟,知悉我曾是他的学生。这层师生关系让他找我做枪手的事更顺理成章,给他省了不少钱。高二那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我竟破天荒地考了全班第三名。之前我的成绩是常在二十名徘徊的。同学们异样的眼神,老师们突然的关注,让我整个高二下学期都像是处于梦中,飘飘然像是另外一个人。历史老师恰逢其时,像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我从教室领走了。他让我上了他的小汽车,忽然的亲切让我很不自在。我从没坐过这样的小轿车,何其荣幸,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这次会晤赶快过去,好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炫耀。到了他家后,两进院,有葡萄架,我们从葡萄藤下经过。门前还有两棵树,可能是石榴。进了家门,窗明几净,别有洞天。我的身体深陷在皮沙发里,手边是水果篮,一簇金黄的香蕉,伸手可及。他笑着递给我一根,香蕉真甜呀。我缩在皮沙发里,像一只惊慌的猴子。他坐下来,跷着二郎腿,点起一根香烟。他甚至把短袖脱了,光着膀子和我说话。他几乎不像是我认识的历史老师了。记得他站在讲台上,不苟言笑,有些拘谨,讲话有些大舌头。说每句话都很用力,还时常踮起脚尖,一抖一抖地,像是在做八段锦的最后一式——背后七颠百病消。就在他家,我算是知道,每个人都不是我们看到时的模样。后来历史老师就开始和我说起做枪手的事来。他说那人是他的一个表弟,关系很好,他也无可奈何,才出此下策。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让我慎重,让我严肃对待。他又反过来说让我放松,考成什么样都不埋怨我,轻装上阵,凭真本事就行。他的意思让我别有所保留。当时,我根本没听进去,心花怒放,忘乎所以。
怎么说呢?对我来说,这几乎是天降恩赐,是那种突然到来的。不像那些从一开始就学习好的同学,他们更天经地义。我还得说说那些年月。他们来找我做枪手的那一年是1999年。那些年,替人高考的事在我们那个考区很常见,人人皆知,却都不以为意,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多年后,有个叫陈春秀的农民高考身份被顶替,在社交平台爆出,一时哗然,很多人受了牵连。我想,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更多的人被蒙在鼓里。我不知道与我有关的那些人是否安好。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熟悉的名字,被查出和替考事件有关。他就是我们高中那所学校的副校长。
他们又都是从哪里找到这些枪手的呢?我不知道其他省份如何,在我们那个考区,高二一结束,高中的课基本学完了,高三那一年基本是复习,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模拟考试。也就是说,高二那一学年的成绩就成了你是否会成为一个枪手甚至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枪手的唯一依据。我是第三名,我成了一名枪手。那些天,我处于一种奇怪的癫狂情绪中。从历史老师家中离开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千块钱(我在想,他若不是我的历史老师,也许会给更多,两千块,三千块,都有可能)。对我来说,那无疑是一笔巨款,想想我一个月的生活费才一百块。我的钱包鼓鼓的,这让我走在同学们中间,也趾高气扬。
王红卫要我做他的枪手时,历史老师肯定是找过我了。当然,他比历史老师找我找得更早,不过只字未提枪手的事。后来可能是,我主动和他说起了我的历史老师,他才和我说起他也想让我这么做。他也许后悔不迭,心想该早和我说的。要不然就是,他突然想起了我。可我根本不记得他在我面前,有过任何不寻常的表现。印象中,他一直平静和缓,甚至都有些不像他。他给我的感觉是,他在和我开玩笑,在和我商量,究竟要不要这么做。他仍像往常一样,去叫我吃饭,下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