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一个一年只有旱季与雨季的地方，结识了一位有着两个女儿、还要辛勤工作养活丈夫的女性。语言不通，我们借助手机翻译软件交谈；在只有两个季节的气候里，我将如何面对这种相当于第三个季节的异域？小说在充满幻想和异域风情的同时，也带来了叙事上的大胆尝试。

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

                                                     ——郑愁予

从山上下来后，我清闲了一阵，白天困觉，黄昏时分被一阵漫长如雨季的车喇叭声吵醒。是那个肤色黧黑、满脑袋卷毛、终年光脚的老缅。听神仙说，他是从拜贡偷渡来的，帮附近寨子里的一家养猪场做事，负责到街上收潲水，一个月挣五百块人民币。我对他的了解完全来源于道听途说。我不会讲缅甸话，他也只知道几个足以应付日常的汉语词，比如，克哪点、板扎，等等。其实我不清楚他会不会讲别的，这两个词是我们交流的全部内容。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也再没有听到过那种刺耳的呼啸（一同消失的还有那辆车斗里装满潲水桶的银白色的五菱荣光，从二楼望下去，很像大象的脊背），但我老是睡不踏实，在下午三四点钟醒来，头昏脑涨，被窝里冰冷潮润，沤着一股酸溜溜的气味。也许我是在等那个老缅来，但等不到。在那之前我们见过一面。我站在狭窄黑暗的廊道里往外看，双眼蒙眬，脸上盗汗未干，像一个正在离开子宫的婴儿。他一手拎一个潲水桶朝我走来，背对着阳光，耳朵红得透明，阴影里的眼白像月光下的水波一样闪亮，脚板在水泥路面上踩得啪啪作响。谁也没讲话，他怯怯地瞥了我一眼。

神仙总会在喇叭声停歇后，把脑袋伸出窗户，大喊：“喂，喂！”他笑嘻嘻地说，中国人以为是在打招呼，在缅语里却是“猪”的意思。神仙是杆老烟枪，喉咙管被熏得跟腊肉一样僵直打皱，他的嗓音就在那些坚硬的沟壑里撞来撞去，磨得稀烂。然后我们像山羊一样老练地跳下险峻的木楼梯，走到阳光灿烂的街上。楼脚有家八元菜馆，老板是个肥胖的傣族女人。她除了坐在门槛上编箩兜外，不干别的。我们从没有光顾过她的生意，但她还是不厌其烦地放下手里的篾片，掸掉靛青围腰上的竹屑，站起来招呼我们。我们散步到街东边，门面的尽头是一家重庆小面馆，再往外走，过桥，街道收缩成田埂。

面馆的老板是两口子，都是攀枝花人。在那段闲得发霉的日子里，我们把菜单吃了个遍。老麻抄手：我得知他们有个姑娘，很有出息，在北京念大学，唯一让人不满的是迟迟不谈男朋友。干馏豌杂：男的那个老板说，头天有个北方人来问，有没有麻酱？他老婆感到莫名其妙，但还是上了趟楼，把麻将箱子拎下来。两口子笑得像翻滚的温泉。蹄花面：我把遥远的父亲痛骂了一顿，那个没眼水的老头，本来有机会分到攀枝花的市检察院上班，怕离家远，去了笋山林业局。十三岁以前的早晨，父母争吵不休，因为母亲睁眼就看到黑压压的丘陵围拢过来，感到人生无望。十三岁以后，他们没有停止争吵，母亲甚至因为父亲的女同事把电话打到家里而气急败坏，声称要把自己淹死，跳进牛滚塘，水漫到胸口时扎了慌，自己又爬上来。但我终于往外走了一步，到一个叫周家湾的地方念中学，寄宿在姨妈家里，初中毕业后到县城学开车，拜的师父姓陈，是公交车司机。老陈去年脑溢血过世，我没回去。我已经三年没回去了。

我们边点单，边从墙角找到各自的水烟筒，趁老板下面的时候抽一根烟。我看到神仙的被灰白胡楂包裹的嘴巴不断闪烁，像一团暗红色的火球，有时候掉进烟筒，把里面的水烧得呼噜噜地响。我们顿顿喝酒，就像是要把这辈子的酒都喝光，有点报复的意思，在山上这一个多月老板禁止我们喝酒。但也不能醉，隔会儿还要打牌，就只喝啤的，一人两瓶大理V8。对门的超市反复播放着：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我也知道那不是因为爱……放了筷子，把水烟筒夹在胯底下，再抽根烟，然后钻进紫灰的暮色里。我喜欢看街道两边的门面招牌，大都有缅文，环环相扣的圆圈，像好看的波纹。走进房东老板的屋子，比约定时间早一刻钟，裤子荷包里的钱在跳。一般是房东坐庄，部分原因是他的小舅子是派出所的。我们就在那里待到日出前，炸金花、百分、捞腌菜，打五十或者一百，在昏暗的光线里看牌看到眼睛充血，地上布满烟头和花生壳。

在我把半个月的工资输出去之前，我坐在陈旧的假皮沙发里发呆，双手摩挲着湿巴巴的皮料碎片。

吃饭的时候，神仙用下巴给我指了一个从门前经过的女人：“那个是老缅。”我转过脑袋，几个黄毛蹲在超市旁边的理发店门前抽烟。我攥着筷子冲到街上，目光越过一辆缅甸牌照的白色丰田（YGN-7G-7778，来自仰光省），看到一个穿紫毛衣和黑色筒裙的女人。她把一个巨大的簸盖顶在脑壳上，盛着几个金属罐子和一些鲜货，我看到有香橼和山楂。她的步伐平稳匀净，尽管走得很慢，但让人相信不是为了保持平衡。

以后很久，当我闭上眼，躺在床上或者在温泉里打盹或者在打牌的间隙闭目养神时，大地伴随着眼皮的痉挛而颤动，一头紫颜色的长颈鹿朝我走来，就像晚饭后消食散步一样若无其事。

第二回见到她是在菜市场旁边的饵丝馆子。她对着墙上的菜单扬了扬脑袋，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老板出克了。”她的舌头上好像压着一只树蛙。我点了吃的，她麻利地煮好，端过来，然后坐在门口的塑料凳上刷抖音，声音开得很大。她往门口走的时候，我看到她脚上的棉拖鞋露出黝黑干裂的后跟，闻到一股淡淡的肥皂味。她的笑声源源不断地传来，像油辣子一样让我背心冒汗。我不时抬头，认出了那件在夕阳里微微发红的紫毛衣。这时我才感到那件衣裳是多么丑陋和不合时宜，领子垮成荷叶，别的地方又紧绷得随时可能绽线，腰杆上的肥肉此起彼伏。我问她前两天有没有路过重庆小面馆。她把手机音量调低，回过脑袋。我又问了一遍。她摆摆手，在手机上按了几下。翻译软件：我不懂中文。我皱了皱眉：“你刚刚说话了。”她愣愣地望着我。我一笑，拿过她的手机，输入法切换成中文，把那句话打进去，还给她。

你刚刚说话了。我只会说一个词，老板教过我。那你怎么知道我点的大碗饵丝。我听得懂菜单上所有的中国人。你前两天是不是路过了重庆小面馆。是的，我住在那里，每天都会经过。你在这儿干多久了。三个月，吃，不要着凉。

我猜她说的是，快吃，别凉了。我们一言不发，来回切换输入法，把想讲的话打进手机，翻译成对方的语言，然后在各自疑惑的眼神里喷出一股笑意。这个软件笨得像猪，就那几句话，它听不懂也讲不明白。我点头，继续把碗里的饵丝嚼完，感到牙齿发软。进来了两个人，一男一女，穿民族中学的校服，勾小拇指，应该是一对。女人还是那句话：“老板出克了。”她挤出尴尬的笑容，瞄我一眼。两个小孩只点了一碗饵丝，坐下来，男的玩《王者荣耀》，女的倚着他的胳膊，在旁边看。我掏出手机，下了个翻译软件，等她把吃的煮好。一声不吭地走过去，可以加个微信吗？忍不住笑，回想起学生时代在课桌底下塞纸条。

嗒嗒，嗒——嗒——舌头轻轻地敲打天堂，两次。点烟。拧不紧的水龙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