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先秦遗韵，中国便已实然存在着以礼乐为核心的音乐教育哲学前史；放眼世纪之交，伴随着音乐教育哲学的“西学东渐”，我国音乐教育哲学界呈现出“两极多元”的态势———“两极”即链接着以美国学者贝内特·雷默（Bennett%Reimer）“审美导向”与戴维·埃利奥特（David% J.%Elliott）“实践导向”并举的两大主流范式；“多元”则体现为我国学者基于“本土化”所提出的文化论（管建华）、创造论（王耀华）、兼容论（刘沛）等多维音乐教育哲学观。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双重变奏的21 世纪， 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范式转型。冯志强教授《音乐教育之道： 中国经典智慧》（AWay of Music Education：Classic Chinese Wisdoms）的出版，恰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学术、话语”三大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其应运而生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哲学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该专著英文首版2018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中译版由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引进版权，于2024 年付梓出版。著者作为一名美籍华裔音乐教育学者， 以其所兼备的“双重身份”———两种文化（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双语背景（中文和英文）贯通中西学术视域，由此建构出一种中国特有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超验”音乐教育哲理思想范本。

一、学科范式转型：从“哲学观”到“哲学体系”的突破

曹理曾在《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一书中定义音乐教育哲学是“从哲学方面，特别是从艺术教育观方面来研究音乐教育的根本方针、原理及指导原则”的一门交叉学科。由此可悉知，任何一类音乐教育哲学的提出， 必然依托于某一或多个哲学立场， 进而引发对音乐教育根本性问题在本体论与认识论层面的哲学思考， 并最终为教育改革提供方法论的指导。

由此反观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发展史，继20 世纪90 年代北美音乐教育“引进来”以及我国音乐基础教育课改以来，国内不仅掀起了“审美与实践之维”的学术争鸣，更是衍生出了一批本土多元化的音乐教育哲学思考。但长期由西方理论范式主导，东方话语缺位的学科话语体系背后，实则映射出中国音乐教育哲学发展的深层困境———在理论移植进度中，既存在“强制阐释”的认知偏差，又面临“本土失语”的表述危机。郭小利在《中国当代音乐教育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便指出，当前国内音乐教育哲学研究尚存的几点倾向：重国外研究，轻本土研究，仍处于利用“他国之石”（尤其是美国）的西学阶段；重理论轻实践，往往将音乐教育哲学当作“纯粹”的理论思辨，未能与音乐教学实践和师生的音乐生活实际相结合。

而本专著的价值正在于直击上述音乐教育哲学三论的现实隐忧，通过构建“易－儒－道”三维哲学框架，实现了从“观点集合”到“体系建构”的三重范式跃迁：首先，将研究视域前移至先秦哲学源头，奠定了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的本体论根基；其次，以“有机整体观”重构认识论范式，突破了西方原子论的传统思维窠臼；最后，通过“两极连续体”模型的创设，形成具有实践指导价值的“三部曲”方法论体系。所谓“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通篇仅十章却尽显“行文之智慧”。这种“返本开新”的学术路径，既不同于简单的传统复归，也有别于机械的西学移植， 充分展现出独树一帜的理论原创性。

二、学术哲理重构———从“阴阳互济”到“辩证统一”的转化

著者在中文版序中提及， 本书英文版自出版以来便引起了诸多西方读者群的高度关注， 更有西方领军学者长篇论述“该专著为受中国哲学启发的音乐教育哲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述”。但作者却提到“对于这一评论表示深感惭愧，因为之前已有许多作者提出过受中国哲学启发的音乐教育哲学，但因其多为中文撰写且篇幅较短的论文，并未被西方音乐教育学者所注意”。诚然，早在2009年谢嘉幸、包原铱便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可能的启示》一文中提出，从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儒、释、道中为当代中国音乐教育哲学思想的建构寻找可能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