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孩子：

现在是2234年11月5日凌晨3点40分，我在你的病房外写下这封信。在过去的三个小时里，我一直隔着玻璃注视你熟睡的脸庞。十五年前你刚出生时，我也做过相似的事。我还是我，十五年在我的人生里并不算太长。而你……十五年对你来说已是很长的一段时光。

如今你躺在病床上，白发稀疏，鼾声沉重得仿佛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在了你小小的身体上。我知道你很痛苦也很疲惫，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没关系的孩子，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我是你的母亲，尽管你不认识我。我听说阿尔茨海默病已经夺去了你大部分的神智，我知道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病。我的母亲在她最后的时光里总是反复地读同一页报纸，最后甚至忘记了我是谁。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有能力读懂这封信。我写这封信只是纯粹出于自身倾诉的欲望，因为这个世界已没有任何人愿意同我说话。我的家人改名换姓，拒绝承认和我的关系；以前的同事和朋友也以认识我为耻；路上擦肩而过的行人在认出我后朝我吐唾沫；教会把我称为“撒旦的同伙”。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成了一个独自游荡在世间的孤魂野鬼。我太孤独了。

也许世间对我的评价并没有错，我确实犯下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罪行。但我至今仍然认为，与其保持着灵魂的洁白飞上天堂，不如鲜血淋漓地在这个世界上挣扎着活下去。

让我把回忆追溯到六十五年前吧。五岁时，我受到一本儿童画册的启发，对母亲说，以后我要坐着火箭登上月亮。母亲告诉我：“不，亲爱的，你不能。没有人能到月亮上去。”

可是这本书里写着人类曾经去过月球啊。我把书本高高地举到母亲的眼前，里面还写着那个人的名字：尼尔·阿姆斯特朗！

那已经是两百年前的事了，亲爱的。

这段和母亲之间的对话并没有留在我的记忆之中。直到成年后，我才在一次家庭聚会中从母亲的口中偶然得知。那是我第一次带男友回波士顿过感恩节。“这孩子曾经想坐着火箭到月亮上去呢。”母亲说完便像说了个笑话似的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格雷格——当时还是我的男友，之后成了我的丈夫——告诉我，就是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他决定向我求婚。

格雷格博士毕业后进入NASA成了一名工程师。21世纪以后，NASA渐渐失去了以前的神秘色彩，变成了和DMV（车辆管理局）类似的例行公事的场所。人们发射一些人造卫星和探测器、送一些人去空间站采集数据，一切都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不断重复，毫无新意。太空电梯、宇宙飞船依然是连影子也没有的东西。在休斯敦，格雷格不断复习他在大学里已经明白的事实：人类的航天技术从两百年前到现在几乎没有任何进步。

我的工作几乎同样让人绝望。人们对DNA的了解和21世纪相比并没有多多少，对抗遗传病和基因缺陷病，最高效的手段还是将胚胎扼杀在子宫里。是的，人们的生活和两百年前多少有些不同：我们发明了更大更清晰的屏幕、更小更方便的屏幕、能像隐形眼镜一样覆盖在虹膜上的屏幕、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覆盖一整个足球场的屏幕，攻克了癌症和埃博拉，将平均寿命延长到了一百零五岁。然而我和格雷格都知道，人类的科学已经陷入了停滞。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两百年，我们依然还是这样停留在原地。

我们生活的地球却和两百年前截然不同了。在温室效应的影响下，每年夏季南极的冰雪都会完全消失。由于海平面的上升，我父亲童年时居住的那个波士顿已经完全被淹没在水底，现在的波士顿是一座由安置住宅和高楼组成的新城市。许多大城市夏季的最高气温能达到五十摄氏度，有人死于炎热早已不能成为新闻。冬天也不再寒冷，滑雪成了一项失传的运动。

几乎每天都有物种从地球上消失。海洋中的珊瑚和鱼类都已绝迹，海洋成了鱿鱼、水母和浮游生物的天下。陆地上也一样。已经99%荒漠化的非洲大陆上，唯有甲虫和蜥蜴在无边的沙海中徜徉。在北美，蝉是极少数因气候变化得益的动物。它们的幼虫潜伏在泥土里躲过最炎热的季节，在凉爽的秋冬季破土而出，轰鸣着将森林吸噬殆尽。

2194年6月，我和格雷格前往欧洲度蜜月。在匈牙利的萨蒂河畔，我目睹了一幅令我永生难忘的景象。那时正是蜉蝣繁殖的季节。在数小时内，千百万只潜伏于河水中的幼虫完成羽化，几乎同时冲破水面冲上天空，那些颤动的翅膀遮天蔽日。它们拼命地与所有能接触到的异性浪漫共舞，将所有的能量都用来完成生命里的最后一项任务。然后在某个时刻，小小的翅膀突然不动了，它们像熟透了的果实一般坠落下来。河面上形成了一朵朵小小的水花，仿佛河水是宇宙派出的使者，正在将它们拉进自己的怀抱。

死掉的蜉蝣铺满了河水表面。格雷格告诉我，蜉蝣的成虫最长只有一个白昼的寿命。它们没有嘴巴，甚至没有内脏，是一台台为了繁殖制造出来的机器。“那么，”我不由得问，“是谁把它们设计成这样的？”

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我的母亲，我知道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回答：“是上帝。”我和格雷格都不会接受这个答案。格雷格说：“是自然。”我也有自己的答案：“是它们自己。生存和繁殖，是绝大部分物种仅有的追求。”

格雷格当然明白我没说出口的话：唯有人类不同。我们还想要知识和文明。我们想要了解上帝，甚至取代他的位置。

为什么我们如此特别？既然对文明的追求意味着其他物种的毁灭，那我们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错误？有没有可能，物种的消亡是文明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我和格雷格彻夜难眠地讨论这些问题，直到黎明时分才疲倦地入睡。第二天，我们睡到中午才迟迟醒来，一同去餐厅吃午餐。在那里，我们遇到了一对同样来自美国的夫妇，对方——确切地说是那位夫人——在辨认出我们的口音以后，热情地同我们攀谈了起来。

我对朱莉和彼得的最初印象，和以往度假时遇到的老年夫妻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友好、欢快、品位高雅，并且十分富有。两人都把摄影作为退休后的爱好，我隐约记得前一天傍晚的蜉蝣风暴中，确实见过这两位带着大量摄影器材的老人。

朱莉是这对夫妇中的发言人，她的丈夫则似乎非常腼腆内向，大多数时候只是以友好的微笑参与谈话：“好的，亲爱的。”“确实。”“没错。”我在心中暗想，这是否会是五十年后我和格雷格的模样？我猜格雷格大概也在想同样的事。

下午，我们受邀去老夫妇的套房里欣赏他们的摄影作品。“真是太美了！”格雷格指着电脑屏幕上一张署名为朱莉的广角特写，半是真诚半是恭维地说。

“没人能否定大自然的杰作，哪怕一只小小的昆虫都是完美无缺的。人工造物总是缺乏某些协调性。”朱莉动情地说，“可惜它们中的大部分已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可能因为午餐时多喝了几杯葡萄酒，借着酒劲，我冒昧地加入了对话：“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惜的。没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家伙会被淘汰，自古就是这样。”

我不记得自己接下来说的每一个字，但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既然人类的活动也是发生在这颗星球上的变化的一部分，其他动物就必须改变习性以适应变化。人类没有义务做其他物种的保姆。是的，朱莉，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物竞天择——亲爱的老查尔斯如是说。要我说，人类唯一该做的就是接着鼓捣自个儿的文明。当全世界的陆地都被有毒的海水覆盖，我们会在上面建立起钢铁做的方舟。

一直友善得像我老姑妈的朱莉气得脸都白了，“可是恶劣的环境也会反噬人类自身。你也该知道深色的海洋表面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吸收太阳辐射，接下来地球的温度还会不断上升。如果年平均气温达到七十摄氏度，人类要怎样在这颗星球上生存？”

“很简单，造一座密不透风的监狱，将自己关在里面一辈子闭门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