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界关于迦陵频伽的专题研究，肇始于学者张水财《佛教迦陵频伽鸟之研究》一文，该文认为“佛教艺术中其（迦陵频伽）造型是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鸟之相，目前于中国境内所发现之年代最早者，推定为东魏武定七年所作。以之与中、印两地原有之人头鸟神比较，发现其图像乃转化自印度紧那罗人头鸟之形，而非源于中土。”

2014年，中国台湾学者杨雅雯从整体、宏观的角度讨论了迦陵频伽图像在唐代的发展与演变，认为“迦陵频伽的特质于唐代发展完备与多元，与佛教的关系是有意义上的增多且内容更加详细，但在本质上也持续被继承着。不同的经变中，有着文本上记载的差异，但却有着相同净土式的表现，迦陵频伽图像亦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中一起被挪用。舍利的瘗埋，从隋代佛诞与涅盘的二重概念相融合的行为，演变至唐代地宫中将再生说法、佛国世界、涅盘三者的综合表现空间。迦陵频伽延续着佛说法的意义以及妙音的特质被挪用至地下空间中，象征着佛国世界。墓室中的迦陵频伽神瑞性质较高，椁上的图像为死后世界的想象与现世中美好生活场景的交融。而迦陵频伽俑之陪葬品更是功能与意义的转化。”自2002年始，多位学者先后著专文研究迦陵频伽，其中，陈雪静、任平山的观点具有代表性。陈雪静认为“迦陵频伽来源于古印度的神话传说，它借鉴了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有翼神祗——天使的某些形象特征，是印度神话、希腊罗马神话相结合的产物。”任平山不同意陈雪静的观点，认为“迦陵频伽的人头鸟身形象并非完全来自于域外，而是佛教概念和艺术形式与中国本土传统人头鸟形象相结合的产物，虽然在内涵上确实属于佛教，但在形象上可谓中国人头鸟身的延续和发展，这种延续同时也对信仰产生影响，赋予了迦陵频伽人头鸟身之超自然形象所具有的宗教意义。”关于敦煌迦陵频伽形象的来源问题，郑汝中先生早在1989年就提出了“中国说”，认为其“是由中国的羽人意识，进行加工演变的结果”。“敦煌壁画中的伽陵鸟乐伎，也正是唐代出现并发展的造型，也是宫廷歌舞艺术影响民间艺术的一种现实的反映。”高德祥发展了郑汝中的观点，认为敦煌壁画中“所谓的‘伽陵频迦’，并不是由西域传来的一种形式，而是当时宫廷中盛行的一种乐舞形式，这种乐舞形式被称之为《鸟歌万岁乐》，而且在唐代时期的宫廷中非常流行”。

北朝隋甘肃佛教艺术中的人首乌身形象

北朝隋时期佛教艺术中的人首鸟身形象出现于北魏甘肃庄浪水洛城卜氏石造像塔、西魏莫高窟第285窟、西魏莫高窟第249窟、隋莫高窟第401窟。卜氏石造像塔高五层，一石一层，四面均有造像。塔背面第四层上部有两立佛及中间的人蹲坐柱形火坛，下部由面对的两个双翼形象组成，左边为单足立人首鸟身，右边为双足立凤鸟（图一）。左边人首鸟身形象因画面太小看的不是非常清晰，大概能分辨出其面朝右，双翼分展上扬，三束尾羽后伸微翘。任平山将其称为“人头鸟”，余国江、薛炳宏将其称为“千秋万岁”，显然是考虑到该形象的人首与鸟身两个特征。西魏莫高窟第285窟人首鸟身形象位于北侧窟顶，为该窟仅见一例，段文杰先生将其称为“千秋”（图二）。人首鸟身形象展翅腾飞于半空，头部后伸，胸部挺起，似戴冠帽，颈部所系飘带随风后扬，尾羽修长飘逸（图二a）。第249窟人首鸟身形象所处位置及造型特征与第285窟相似，孙作云先生将其称为“羽人”，认为其“作人头鸟身有翼之状者，这表示他还未完全变成鸟。”现在看来此观点值得商榷，学者或将其称为导引护送升仙的千秋长命鸟或中国远古神话中的东方之神句芒（图三），或将其称为禺强或千秋鸟。

郑汝中先生将隋莫高窟第401窟莲花飞天藻井中的人首鸟身形象称为迦陵频伽，指出“凤鸟中有一身为人首鸟身，是目前莫高窟发现迦陵频伽最早的图形。”（图四，图四a）

虽然关于人首鸟身形象的命名还存在分歧，但对于西魏莫高窟图像的中原因素来源，学者观点比较一致。孙作云指出：“敦煌画中的神怪画（包括雄虺九首、玄武、飞仙（羽人）和飞天、飞廉、方相氏、东王公和西王母——笔者注）全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若求其根深，可以由南北朝上溯到两汉，从两汉上溯到战国，更由战国远溯到原始社会的图腾信仰与氏族制度。它有如此悠久的历史，所以形成了中国艺术中的民族传统，虽然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外来文化，但也是执拗地被表现着。”赵声良指出：“北魏晚期到西魏时期，这些汉代的神灵、仙兽开始出现在佛教寺院和石窟壁画中，表明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神仙思想的融合，当时的人们把佛国世界理解为神仙的世界，而佛教也从中国的神仙思想中找到了可以得到理解与认同的位置，于是佛境与仙境就交织在一起了。”总之，北朝隋时期甘肃佛教艺术所见人首鸟身形象数量少，庄浪与莫高窟的人首鸟身形象在出现载体（造像塔、石窟壁画）、出现场景（两立佛拜火及凤鸟、诸天神灵处于云气弥漫天界）、姿势（单足立、飞翔）、颈部长短（短颈、长颈）等均有所区别。

初唐敦煌莫高窟的迦陵频伽

学者比照《阿弥陀经》得出敦煌莫高窟最早的迦陵频伽出现在初唐的观点，应为不刊之论。需要说明的是，初唐莫高窟第332窟南壁涅槃经变壁画“出殡”场景中位于棺材上的“立鸡”，可能由于该壁画面积较大（高3.7米、宽6.08米），相关图录不能展现其细节，任平山将其误称为“人头鸟”，并认为：“人头鸟立此套棺上，服务于释迦涅槃，当与西方净土无关。但它却合乎逻辑地将南北朝丧葬文化中的人头鸟传统带入了佛教徒的葬礼中。”其实，关于此“灵柩立鸡”问题，贺世哲、段文杰、谢生保、谭蝉雪等学者早已阐明，似已成定论。唐代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迦陵频伽因其数量多而一直是迦陵频伽研究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数量统计、年代梳理、类别辨析、内涵阐释等方面学界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本文仅就代表性图像做一罗列，对于学界已有成果，采取略其所详，详其所略的原则。庄壮将敦煌壁画中持奏乐器的人首鸟身形象称为伽陵频迦鸟（简称伽陵乌）乐伎，认为敦煌壁画中伽陵鸟乐伎共有54组，其中：唐46组（初唐3组、盛唐14组、中唐15组、晚唐14组），五代6组，宋2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