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通过各类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到海外的中国卖家而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的打击要比4月初震惊全球的“对等关税”来得更早一些。

从北京时间4月3日开始，特朗普不断宣布提高对大多数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截至4月10日，美国对进口自中国商品实际征收的关税税率飙升至145%，其中注射器和针头类医疗耗材的关税甚至高达245%。此外，跨境电商行业面临的另一项最切身的政策变动是，自5月3日起，从中国运往美国的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小额包裹不再享受免税待遇，这项优惠政策是美国人此前能在SHEIN和Temu上买到便宜的中国产品的关键。

变化的预兆在两个月以前其实已显现—2月2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同时也声称要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但后一项决定不到一周就宣布暂缓执行，即便之后又推迟到5月3日生效，跨境电商卖家们普遍意识到风波将至。

面向C端的跨境电商的生意在中国最早能够追溯到2 010年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全球速卖通（A liEx press）成立，以及2 012年亚马逊开始在中国招募卖家。传统外贸中常见的服装、电子产品和生活日用品，是跨境电商贸易中最常流通的品类。区别于从工厂把大批货物交给海外销售商的一般出口贸易，跨境电商卖家直接通过线上平台把货物卖给海外消费者，这让他们不再仅仅是贴牌生产的供应商，而是有了更多的溢价空间，也有了产品创新、创立品牌的余地。这造就了一批掌握较多生产资源、有平台运营能力的跨境电商卖家，这类公司基本聚集于深圳；也有一些从亚马逊等平台起步，成长为知名跨境品牌，比如主营电子产品的Anker安克、智能生活品牌NOUHAUS努哈斯等，它们的销售渠道已经不局限于第三方电商平台。

新冠疫情发生后，跨境电商的生意再度受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随着海外消费者的网购习惯加深，Temu、SHEIN和TikTok Shop这3个来自中国的新跨境电商平台崛起。这一批平台在海外主要以低价获客，在中国则以“全托管”的模式带起了一批新的工厂型卖家。在这种模式中，店铺的运营、国际物流等环节都由平台负责，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工厂老板们只需要给平台供货。当然，和前一种卖家相比，这类卖家往往没有定价权，也经常因为平台规则变化导致毛利不高。有不少工厂主是因为国内生意竞争日渐激烈，同时看重海外的新销售渠道才开始从事跨境电商生 意。

无论哪种类型的卖家，在这次关税风波发生之前，美国都是被看重的市场。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2 0 2 4年上半年中国跨境电商的进出口总额是1.25万亿元，对美国出口占34.2%，美国是占比最高的出口国家。早在3月，特朗普上任后不久，美国零售品牌沃尔玛就曾以关税压力为由要求中国的供应商降价，它还因此被中国商务部约谈。现在，关税飙升给面向美国的跨境电商生意带来了更高的成本，平台或品牌要么选择对消费者涨价，要么只能向供应商压价。Temu和SHEIN都在4月18日向用户发布通知，表示“由于近期全球贸易规则和关税的变化，运营费用将有所上升”，将从4月25日开始调整售 价。

跨境电商卖家面临两难的选择：如果涨价，订单量可能会减少；如果保持原价或者应平台要求降价，利润必然降低。

不同类型卖家面临的问题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

深圳跨境电商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邢康男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产品溢价高、有品牌影响力的大卖家在物流清关层面更加合规，严格执行的高关税会给他们造成更直接的打击。他们很可能不得不涨价并面对同行不涨价带来的竞争。当然，相比小卖家，他们有更多的利润空间扛住成本上涨的压力，也有更多的资金和能力转移供应链、开拓新市场，甚至探索线下渠道。

抗风险能力较低的，是以销售多品类小件产品为主的“铺货型卖家”，以及生意规模小的中小型卖家。截至4月底，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在观望。这类卖家往往会把运输和清关的环节交给服务商处理，在“小额包裹免税”期间，服务商有能力让数个甚至整箱的小包货物被计为一件，因此即便关税上涨、取消“小额包裹免税”，每一件商品均摊到的成本涨幅也不大—现在不确定的是，5月3日“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取消后，美国海关是否会对每一件小包裹查验和征税。如果是，那将给多数卖家带来更大的打击。

相比以上两种，工厂型卖家更接近从前的加工商，其产品毛利低，自身面对平台时没有定价权。他们的命运既取决于所供货的平台，也取决于自己的选择。例如，无论Temu还是SHEIN，如今都希望招收更多的海外本土卖家，同时希望中国的供应商从“全托管”转“半托管”。这意味着平台只负责货到海外之后的运营推广、售后等环节，而把货从国内运到海外的环节需要卖家自行负责。想要继续做跨境生意，工厂老板们要下定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本、学会更精细地运 营。

到美国之外寻找市场

4月中旬，一名在美国亚马逊年销售额达到5000万美元的卖家告诉《第一财经》杂志，他和周围的亚马逊卖家都不再往美国发货，仅消耗过去备的两三个月的库存，保持短暂观望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