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3个月内的种种举措大多被视为出于“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词在当前语境中似乎自带某种过时、反动的气息。然而如果我们拉长时间线，从整个近代贸易发展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二战”之后才逐步发展壮大的全球性自由贸易只是一段美妙的例外，“贸易保护”似乎才是全球贸易的常态。那么，为什么在20世纪的后半叶会形成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如今它又为什么要亲手破坏自己建立的秩序？

为什么大国们都曾拥抱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这个词如今往往和“产业保护”联系在一起，比如为了保护本国弱小的相关产业对某些特定商品加征特别关税。但实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作用要宽泛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以至于从欧洲到中国，从中世纪晚期到“二战”之前，绝大多数主要经济体都曾坚定地秉持贸易保护主义。

在欧洲历史上，这种政策的原始版本被称为“重商主义”，在16到18世纪非常盛行，从某些角度看其实际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这种观念认为一个国家必须大力推动货物出口，并用高关税限制商品进口，从而取得贸易顺差，也就是当时作为货币的各类贵金属。中国唐宋以来时不时会出台禁令严控贵金属出海，背后同样是对贸易顺差的看 重。

抛开重商主义者对财政安全、国家实力等方面的明面上的论述，他们支持贸易保护另有原因。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凯恩斯认为，和拥有强大金融工具的现代国家不同，前现代国家的货币体系以贵金属为本位，这就使得国家要想吸引投资、拉动就业，进而带动经济持续发展，唯一长久可靠的办法只能是提高贵金属收入，也就是增加贸易顺 差。

简而言之，贸易保护真正保护的不是特定产业，也不是顺差本身，而是在保障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持续投资。

这个逻辑在各国经济结构类似的农业时代大体行得通，但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就面临重大挑战。由于工业品的大批量生产和出售能够为工业国家带来大笔额外的贸易收入，继续征收高关税会带来经济上的负面效果：巨量的贵金属涌入会抬高国内的物价、降低国内生产的商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国内货币供应充足，利率往往较低，国内的金融资本会倾向外流到其他利率较高的地区去放贷，反而减少了对国内经济的投资。

在工业革命的发祥地英国，人们很快感知到这一点。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便已强调了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之后过了70年，经历了拿破仑战争的纷扰和国内经济的转型，英国终于在1846年率先废除了象征贸易保护主义的《谷物法》，并在随后逐步把关税普遍降到接近零的水平。

和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主要工业国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内仍坚持高关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只不过程度时有变化。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当政时期曾短暂地尝试过自由贸易，但是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失败后便重新回归贸易保护。美国则曾在1890年和1930年两次采取大规模的保护主义政策，提升关税税率。

这一时期，各主要工业国已经陆续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银行体系，国家开始拥有主权信用货币这种区别于贵金属货币的全新投融资形式，这一时期贸易保护主义在经济领域已不再是唯一促进国内投资的办法，反而经由报纸、广播等日渐发达的大众传媒，成为国家内部各方政治势力时常角力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