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从2014年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至今已有十余年。目前，媒体正处于深度融合过程中，在渠道、内容、技术以及人才培育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当前形势下，如何通过媒体深度融合实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如何客观认识我国主流媒体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是当前媒体管理部门和学界业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媒体融合的顶层设计和推动力

从顶层设计为媒体融合指明方向，到以移动优先为起点加速智能传播生态重构，再到产业变革推动媒体经营模式转型，我国主流媒体正经历着政策引领、技术赋能与产业重构的三维协同进化。

政策引导是我国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媒体融合不仅是中国独有的媒体推进过程，也是世界媒体变化的主要潮流。我国的媒体融合跟欧美国家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顶层设计，也就是政策引导。美西方国家基本没有明确推动媒体融合的政策，而我国把媒体融合写进了重要的纲领性文件。

例如，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开启了我国媒体融合的序幕。2015年，国家制定“十三五”规划，提到“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建设‘内容 + 平台 + 终端’的新型传播体系，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2016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力争两年内，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局部区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形成几种基本模式”。2017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强调要“扶持重点主流媒体创新思路，推动融合发展尽快从相‘加’迈向相‘融’，形成新型传播模式”。2018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提出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2019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的要求，标志着媒体深度融合发展进入全面落实的新阶段。同时，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时候，几乎每一个省市都将媒体深度融合、新型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中心、全媒体传播工程、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等关键词写进了重要的发展规划中。2020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强调要尽快建成一批具有强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逐步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立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全媒体传播体系。

梳理这些政策可以看出，媒体融合不仅仅是主流媒体系统内部的事情，而且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媒体融合是一个进行时，不是一个完成时。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中明确写道，要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构建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因此，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不是零打碎敲，从系统性角度来说，如何让媒体在体制机制、生产、传播、技术、内容、渠道、人才创新、经营等每个方面都能够适应当下的互联网环境，这是系统变革的应有之义。

技术要素是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加速器。当今，我国新媒体技术发展非常快，新媒体应用的丰富性不断推动每个行业进行深度的变革。因此，党中央提出在媒体融合发展过程中首先要移动优先。

目前，全媒体传播呈现“三化”。一是移动化。如何把报纸、广播、电视的优质内容从传统的载体移植到互联网终端，让大众一打开手机就能够看到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方主流媒体的优质内容？就是要占领主阵地、主战场，不能仅仅盯住传统载体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