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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固的社会结构，必定产生稳固的人生结构，几乎所有人的轨迹都类似。姥爷老家玉田西轩湖店村的人们，没有例外的轨迹，就是生老病死、传宗接代。在广阔的生命地图上，他们是一个个微小的点，逐渐构成一条线。线画多了，成了一团乱麻，像小学课堂上偷摸的涂鸦纸张，默默团成一团，扔在垃圾篓里。
这些乱麻一样的人生命运，画在华北乡村的土地之上，连痕迹都没留下，层层叠叠的。一百年来，这个县城也没有什么大人物纪念碑留下来，是平淡的生和死，大地静默，亘古不变。
男人女人都一样，女人们尤其一样。男性还有出走的机会，而女人则默默地生下来就是“别人家的媳妇”，嫁过去之后，就是劳动力，无论在地里，还是家里，乃至炕头，都是一种“生产装置”，没有例外，除非，你生得特别美。
我姥爷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的大姑，小名葡萄，是他们家的美人。美到什么地步呢，说是惊天动地有点夸张，可确属民间传奇，十六七岁就被隔壁丰润县的田姓县太爷看中，亲自登门前来为他家的孩子求娶，旁人眼中真的一步登天，就此摆脱了贫困的家庭出身，进入了本地“豪门”。我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回乡的时候，也去隔壁的丰润县窝洛沽镇的豆庄子看过她的大姑。大姑家已经彻底败落，只留下一处宅院，但依然高门大户，有青石砌成的两层台阶，残留着某种富户的痕迹，不像别人家的门槛是浅浅的一道石头。就算都是在贫瘠的乡村，建筑还是有等级差，寓意着背后的身份。人类始终生活在比较之中，尽管最后都是空虚。
看上世纪八十年代县志，说玉田住宅，“富有之家，石基高墙，磨砖对缝，前后挑檐，天井宽大，与城镇类似，多有门楼”。我母亲应该看到了大姑家的门楼，不过到一九七六年，附近的唐山地震，玉田无论城乡，留下的老房子没有多少。
我妈奉父母命送钱送东西，大姑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穿着月白色的褂子，打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成髻子，插一簪子，在当时的乡村妇人里，也是别具一格的美，并不显得特别苍老。
在葡萄嫁过去的那天，似乎还有无穷无尽的青春等着她挥霍。她美得素净，并不是那种艳丽的年画上的美女，看上去舒服。从玉田县的西轩湖店村，到隔壁丰润县的豆庄子，说起来只有八里路，并不算远，可轿夫们特意绕了十几里地，走到窝洛沽镇的镇上，再回到豆庄子的青砖瓦房的大宅子，走得极为张扬，让人们看看田家的二少爷娶了个远近闻名的美人。正是盛夏，田地里麦苗结籽尚未坚实，可是为了她的婚礼，家里还是极力铺陈，把青色的麦穗采摘下来，请客吃了平日舍不得吃的“粘转”。我妈说，她五十年代回去的时候，赶上吃了一次，用新下的蒜苗炒粘转面条，是华北农村的美味。
我姥姥边在厨房给她操持，边和她说，这在玉田乡下，是“不会过”的人家才这么吃。乡下的饮食困窘，生活单调，和食物也纠缠起来，一个吃的也有很多讲究。青色的麦穗里水分多，铺张的人家才舍得吃。将炒熟的麦穗磨成粉的时候，香气扑鼻，婆婆会在旁边监督媳妇，害怕偷吃。我妈和我姥姥说，要是她在磨房，估计没磨完，都被她吃光了，姥姥笑着说，傻孩子。那是我母亲少有的清闲时光。
农村生活有很多这样关于吃的典故，说是有个媳妇因为偷吃热豆腐烫死了。在厨房偷摸着吃滚烫的，怕婆婆看到，非常诡异而残酷的饮食轶事，就是为了说明刚做好的豆腐滚烫？背后可能还是各种家庭戒律。
我听了“粘转”名后大有兴趣，因为在张爱玲的书里和乾隆皇帝的菜单里，都看到过“粘转”。张爱玲的《谈吃与画饼充饥》里写到这种食物：“我姑姑有一次想吃‘粘粘转’，是从前田上来人带来的青色麦粒，还没熟。我太五谷不分，无法想象，只联想到青禾，王安石的新政之一。我姑姑的话根本没听清楚，只听见下在一锅滚水里，满锅的小绿点子团团急转——因此叫‘粘粘（拈拈？年年？）转’，吃起来有一股清香。”
张爱玲的乡愁，是标准的都市人的，在遥远的海外回忆这种传说中的家乡食物，虚无缥缈，我看的时候觉得就是煮麦粒，不觉得是什么好吃的。没想到，在乾隆下江南的菜单里，有更符合历史事实的“粘粘转”的做法：乾隆三十年四月，在山东夹马营和马头营一带，下江南途中，皇帝吃到了“粘转”，是那个年代北方民间稀罕的食品，宫中也有进贡，这次应该是季节凑巧，下面人也凑趣逢迎。
乾隆关心农事，下大雪滋润了土地，一定要写诗，碰上新麦抽穗，自然也不会放过。这种食品的准确做法是用新麦穗煮熟（或者炒熟），剥去壳，然后磨成细粉，顺着石磨盘流出来的，下进滚烫的锅里，是一碗清香的面条，叫“粘粘转”，也叫“碾转”，应该是象形命名法则，粘粘，其实是石磨旋转的样子。
刚收下来的麦子远不如结实后饱满充数，只是吃了个清香，吃这种食物的人家，往往有种“不过了”的豪气。
大姑是姥爷家的传奇，她是被权势的家庭挑过去传宗接代的。据说丰润田家相看了不少人家的闺女，最后听说隔壁玉田县不远的西轩湖店村里王起家的姑娘美貌，不仅媒人上门了几次，后来二少爷也亲自上门相看，类似情节，《聊斋志异》写过无数次，眼见为实，才首肯了这门婚事。而我姥爷家自然求之不得，在贫困系统里挣扎的一个普通家庭，最不济，也是给自己家的女儿找到了一个好去处，更何况，田家下的正式聘礼中，还包括了给姥爷家的土地，正儿八经的好田若干亩，王家从此成了有地的家庭，邻居羡慕不已，“要发了”。
我姥爷有两个女儿，我大姨和我母亲，都算得上模样端正，可我姥爷总说，你们比起我大妹妹，那是差远了。华北乡村大约照相术还不普及，实在没有她的照片，一切只凭想象。但现实的残酷，却让所有人的美梦落空，大姑的美貌，完全没有给她带来福气，只有真实世界的冷酷如铁。
刚嫁过去，有点新婚的快乐，大姑回娘家，絮絮叨叨聊琐事，说到大户人家，规矩繁多，公公婆婆考较她的女红，她是怎么蒙混过关的。县太爷把两个儿子的媳妇叫到跟前，叫他们连夜给公婆分别裁剪几套褂子和裤子。大姑在家只学过纺线织布，并没有上手过多少针线活，她和她的妯娌在一间屋子里准备，她的大嫂说，你快回屋去做吧，否则来不及，大姑说不急不急，一边偷眼看着她的嫂子如何裁剪和缝纫。她大概是个聪明人，眼见着就学会了，下半夜自己回房间，似模似样地把服饰裁了出来，居然也没出错。公婆觉得这个媳妇合格，对她很是看得上，回娘家一次，带回来的吃食，能让娘家人欢喜几天。这是我母亲的奶奶给她讲的故事，婉约的乡村小品。
可以想见葡萄讲述乡村“豪门恩怨”的小小得意的样子，乡下姑娘，嫁到这样的人家，也算一步登天。我姥爷说大姑是“玻璃人儿”，像《红楼梦》里李纨称赞王熙凤的“水晶心肝玻璃人儿”。再次和他的两个女儿说，如果她上学，比你俩都强。
这么一个有着玻璃心的美人儿，嫁过去之后，立刻面临着只有富贵家庭才有的问题。那是大烟流行的年代，田家的二少爷就有“烟霞癖”，葡萄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怎么就命该如此。我母亲说不清她大姑父这个习惯是怎么来的，是在他父母活着的时候已经公开，还是在他父母走了之后才彻底地、放肆地、不管不顾地抽了起来。也许，他父母为他找了个农家姑娘，本身就是希望朴实的她，能够约束一下懒惰成性的儿子？更有可能，门当户对的人家知道他家少爷抽大烟的毛病，拒绝婚配，才在贫家选择貌美的姑娘？
乡村传奇的背后，经不起任何仔细的打量，像一种朴素的柞蚕丝的丝绸，表面上平滑，背后疙疙瘩瘩。在老挝旅行的时候，低矮的木板搭建的作坊里，看到他们不知疲倦地纺织着柞蚕丝的围巾，专门卖给游客。中国丝织业发达，这种粗糙的纺织品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只有在偏远的东南亚还能找到。那背后打结的丝疙瘩特别多，倒也成了工业时代的手工特色。
不知道大姑嫁到这样的人家之后的感受，大概也是认命。公婆在的时候，丈夫抽大烟，毕竟家里还供得起。
相比起嫁到附近庄上的她的亲妹妹，她至少是殷实的、展样的、值得羡慕的命。我母亲的二姑姑，说是个子高，身体壮实，嫁过去之后，就被支使下地干活——普通农家，家中劳动力有限，女人一样需要干农活——在生头胎的时候就难产而亡。甚至这种苦难也并不稀奇，是乡村女人们的普遍命运。她们的一生如果有旋律，也是乡村单调的唢呐，一股劲地、昂扬地、高亢地悲嚎着，只有家里人惋惜一阵，此人的一切就宣告结束，没多久也被忘记了，就像她没在世间活过一样，稀薄得连点影子都没有。想起村子里被带去看的祖坟，远远地，在青天的外边，和远处的高速公路连成白亮的一条线。之所以有乡村坟地，这还是土地充足的河北乡下，不过几代以上的坟墓，大约也早就挖掉了。
田家父母，也就是昔日的县太爷夫妇去世后，田家的兄长做主，把家产分了两份。我妈问她大姑，那不是欺负你们？五十多岁的大姑说，分得很是公平。田家的大哥也是体面人，加上心里明白，知道弟弟这么抽烟不是了局，在父母去世后迫不及待分了家，无论是田地还是房产都是对半分，在豆庄子，大姑家也有良田近百亩。大姑也是心里明白大伯子的心意，可哪里架得住自己的丈夫放开抽大烟，父母去世更没有了约束，只有几年，田地就去了大半，最后只剩下自己住的房子，也就是我妈五十年代去看到的青砖大瓦房。
此时，大姑显示出了自己作为乡村女性的某种持家本能，严守家产，家里的一针一线都不让自己丈夫往外搬，坚壁清野，她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煎熬着过。我妈还记得，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叫小篮子，男孩叫小秃子，都是贱名——乡村的习俗，据说这样才能活得长久。田家的二少爷被赶出家门，一回来，她就往外赶人。
葡萄的彪悍劲被激发出来，她的瓦房，一直到五十年代，连块砖头都没少。田地是卖光了，但过了几年居然逃掉了地主帽子，大姑说这可是修来的好事。大伯家就倒霉了，划成地主。我五舅发议论，“祸兮福之所倚”。
一九三〇年左右，我姥爷已经发家，从东北坐火车回唐山，和我姥姥带着他们十岁左右的大女儿，也就是我大姨，从关外的新家带回大量的现金，准备在玉田老家买房子置地。姥爷姥姥穿着水獭皮领子的皮草大衣，住在唐山最好的客栈里，叮嘱我大姨说，他们出去买点东西，让她不要出门。
大姨闷头在房间自己玩骰子，没多一会，房间门被敲开了，是田家少爷，也就是大姑父。我大姨回老家多，认识他，惊喜叫道，大姑父你怎么来了！大姑父说，你爸妈呢？我大姨说，不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