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小说文本的国际元素越来越常见，“国际”二字承载的世界文化容量，早已不限于域外的建筑或风景。

海外华文写作较易接通国际经络、作者身份与他国情境，赋予“国际化”持续发展动能。“他国故事”也存在国际元素堆叠的事实，借力于实施地方独特性的打造，文本会无形中伏笔着他国与来者之间的隔离带。与“他国故事”相比，“在地写作”的概念弹性更大，它带动国际定制款的华文作品量消减，而趋向以作者本人视野为中心的、以自由和探索为目的的态度与表达。人的主体性被一再强调，地方服务于人，迎合他人、族裔、他国主流的行动被验证为无效，世界华文文学正日益逐步淡化“他国故事”/“中国故事”的题材分区，从而接纳一个整体性的国际。

从破碎的情感到难解的人心

对于海外华文写作，或者说华语旅外写作而言，落叶归根/落地生根两阶段孵化的愁绪，非孤独寂寞彷徨可一并概述。“出国价值”这一关键问题的讨论，一度在“新移民文学”中被成功学遮蔽，华人生存史抹上了自我实现的糖衣。二十一世纪以来，当创作者转向对学成业就者的跟踪调研，他们察觉到新移民中产群体陷入一种难以言说的闷、难以摆脱的烦，即张惠雯小说揭示的“现代病”。张惠雯在“留学生文学”代表作《昨日之怒》里，以“八爪鱼”意象，形容华人对洛杉矶的初印象。八爪鱼有八条触腕，每条触腕又有三百多吸盘的特性，隐喻着无处不在的压迫感和危机感。这一意象很经典，意指盘踞于心的个人欲望，由此情感分析成为解读移民群体心理隐疾的方法论。

情感本可向多维度拓展，华文写作者对情感困境的刻画显然大于对情感富足的描写。对比二十世纪的“留学生文学”，当前小说有着更强的问题意识，能够从现象的陈述延展至绝境的涉渡。写作保持个体—群体—个体的循环思考，主题从被宰制的人生转向被取舍的人心，希望—失望的互搏与互渗培育了作品的核心戏剧性，因其参与庞杂情绪的生成、合成或变异。

唐颖《淑女》（《收获》二〇二四年第五期）中一处亮眼细节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上海“出国潮”，妖头、姚哥、小头、黎朶与签证死磕过程中的情感抉择具有时代密度，小说打开下海、出国、回流三个叙事空间，折起黎朶的十年海外生活，秘而不宣的域外婚姻暗戳戳给当事人的私欲下蛊。叶春《定锚婴儿》（《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以话题探讨信任度的底线。待产母亲既然选择在他国生子，就必须生吞与之伴生的所有不适。她没有丈夫、没有父母、没有朋友，本能地戒备外界对她的细微窥探，哪怕是一份善意。分娩那刻，女人坚持紧闭房门，拒绝男人的帮助，她认定，终会追随其远航的只有她刚诞下的婴孩。男人发出诘问：“两个完全陌生的男女交换一下真相，不是很好吗？”显然，他低估了信任壁垒的坚硬程度。新生命令两人共同亲历一场阵痛与新生，他们能谅解亲人却无法对世界放下戒心。

从这个角度看，张惠雯的作品对人的情绪表现出极强的共情力。小说既揭示现象，又推衍现象的多种成因，更为原因求取解释。《遭遇》（《上海文学》二〇二五年第五期）讲述一个女人以一封信自揭心灵黑洞。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里，女人向作家R倾诉其暗恋；刘以鬯《失去的爱情》里，裘旦向“我”宣誓其忠诚；而这里的信是女人向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讲述沉积心底的私密事件，小说的新意体现在不为主人公配备倾听者、继而为接下来的信叙事解决合理性，而是确认女性需要让自己成为一名表达者。信理顺了时间脉络，并辅助女性在精神松弛中获得重生。“异物”与“猫”两段经历刻画普通女性的“被侮辱”和“被损害”，噩梦因心理医生刊发的文章重现，她猛然意识到不该由自己背负耻感。我们不会转移阅读注意力在女人的族裔身份上，而是径直奔赴女性的共同遭遇与相似抉择，即“我自己淡化了它们带给我的伤害”，可伤害并不会消失无痕。《遭遇》叙述难言之痛涌动、漾起、平息的起伏，该进程里耸动起的复杂处境，牵动了人性、性别、道德、社会正义等一系列反思议题的降临。

内地青年作家三三赋予常规的澳门书写以新意。《雕像一般的眼睛》（《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十期）设定不同于“叠码仔”故事的新角度，从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记录澳门的“阳光、海风、永无止息的白日梦”。四十年后，罗志伟的返乡之旅，既延续冒险与澳门的关系，又拓宽传统与澳门的关系。澳门岁月原是他认定可自己支配的自我时间，归来后，他惊觉“澳门变成了一座最熟悉不过的迷宫”，惶惑“原来故乡根本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渔村在儿媳眼中无比滑稽，在孙辈眼中满是猎奇，老人终究要迎接记忆的彻底爆破。同为内地作家的艾玛，还是以逆向叙事架构《平静的海》（《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二期）。无论在都柏林还是故乡，儿子的日常都是一片静好。父爱缺位和空间距离早已联手制造亲情的疏离，在家/离家两种状态里，游动着“白而轻盈的海雾”。母亲深觉儿子精致的摆拍生活如幻梦，却不敢声张，恐惧失去，她宁愿梦一场。成为失踪案嫌疑人的儿子、出海看鲸鱼的儿子，都令她胆战心惊，深知其心有猛虎，忧心“猛虎下山”。都柏林培养孩子成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一个悄无声息的人，又为他摆下一道道前行的路障。小说结尾意味深长，儿子出海就为了看一眼背上插渔叉的鲸鱼，母亲恍然意识到鲸鱼和孩子此刻重叠于一体。

春马《东京都候鸟》（《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里在家乡照顾父亲的长谷川向往东京，朋友高崎和心上人更子先后去东京的选择让他心动，他需破解东京诱惑，踟蹰多年后决意启动一段东京之旅。居酒屋和出租屋的晨昏，将一切为生存搏命的男女送至他眼前，长谷川在醉与醒之间试图捕捉一些东京的轮廓，可东京不会给他短暂思考的机会。安心当一只候鸟，才是缓解心灵疲惫的合适方法，他知道“该回家了”，短短两天就与东京不辞而别。小说的研究对象是当下日本青年人群体，它提供一个由日本御宅文化培植的视点，即维持现状反而最好。姜若光笔下《一个二十五岁女孩的一生》（《上海文学》二〇二四年第七期）是发生在圣彼得堡的哲思。“我”和孔雀初次见面就约喝酒，对谈围绕一个因“我”而死的女孩，正是这一面之缘改变了“我”的命数，即从数学博士后到潜水衣生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