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不算太知名的历史人物，一般人对于匡衡可能了解不多，但若说到“凿壁偷光”的故事，怕是多数中国人都有耳闻。

没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匡衡。《汉书·匡衡传》记载，匡衡自小家贫而好学，很早就出来打工挣学费。显然，这又是一个十分励志的故事，匡衡最终学有所成，特别是凭借对《诗经》的独到理解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赞誉，其中就包括当时还是太子的汉元帝刘奭。

汉元帝即位后，匡衡在车骑将军史高的举荐下调入中央，汉元帝对这位老相识也是厚爱有加，此后匡衡仕途坦顺、一路迁升，并积极对一些朝政得失发声。《论治性正家疏》即是他在担任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时向汉元帝所进。当时汉元帝性格柔懦、当断不断、易于被亲信左右蒙蔽的缺点已经显现，应当说，这篇疏文是带有很强现实针对性的。

疏文可分为四段。第一段自“臣闻”至“佑助其治也”，开宗明义指出：“臣闻治乱安危之机，在乎审所用心。”即心性为首，关乎国家治乱安危。这也是儒家思想的一大特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构成一个自洽的逻辑推演与闭环系统，即欲治人，先治己，所谓君子反求诸己，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如何修养心性呢？匡衡给出的答案是“承宣先王之德”，并举了周成王忠实继承周文王、周武王治道的例子。简言之，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既然先圣、先王已经留下了完备的制度遗产，也取得了成功实践，那为什么要去改变它呢？

第二段自“陛下圣德天覆”至“盖至德之本也”，从追溯历史引到治政现实上，重心仍落在“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匡衡指出，元帝宅心仁厚，关爱百姓，但为何仍“阴阳未和，奸邪未禁”？根本原因就在于朝廷放着已有的先王制度不用，却非要“务变更之”，结果新的制度不能适用现实（“不可行”），造成人民困扰，于是只好又改回去。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吏民无所信”，大家更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因此，与其如此，不如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执行旧制，“遵制扬功，以定群下之心”。匡衡在这里引用了孔子将《诗经》“无念尔祖，聿修厥德”（牢记祖先德行不可忘，用以修习品性）著之《孝经》首章的例子，这也是中国文学（文章）的一大特点，总要引述一些圣人古训作为佐证，甚至有时只起到段落之间的承接作用，比如下面。

第三段自“传曰”至“所以崇圣德”，也是疏文的中心，讲具体如何治性。段首开头“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出自《韩诗外传》，匡衡在疏文中多次引用《诗经》，看来确实于此钻研很深。匡衡强调：“治性之道，必审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大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必审己之所当戒而齐之以义，然后中和之化应。”应当说，匡衡关于治性之道的论断是颇有新意、令人警醒的。与一般劝人改过向善不同，匡衡在这里列举的，除去寡闻少见外，其余可以说都是优点，而匡衡却表示，优点本身也存在不足，或者说也存在着向缺点转化的可能。例如，聪明当然是好事，但太过聪明、凡事看得太清楚，就可能对人过于苛责，容不下别人一丝缺点，更不用说耍小聪明来待人处事了，自己很累，别人也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