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作为2025年春节档中的“现象级”电影，以引人入胜的故事架构、精准的细节处理和奇观化的特效呈现，成功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它在唤醒一代人“哪吒记忆”与情感认同的同时，还点燃了大众关于“哪吒”消费的全民狂欢。相较于前作《哪吒之魔童降世》（以下简称《哪吒1》），《哪吒2》分别于原型再造、美学升维、价值重释三个层面实现了对中国古典文化符码的现代性重塑。

一、原型再造：传统形象的现代性构建

20世纪以来，动画电影《哪吒闹海》（1979）和动画连续剧《哪吒传奇》（2003）等以哪吒为原型的动画作品，将哪吒及封神世界中的一众人物形象塑造成契合不同代际观众心理的时代经典。在此基础上，由饺子导演的“哪吒”题材的动画电影打破了观众对这些经典形象的固有认知，其中《哪吒1》对哪吒、敖丙的身份设定，由以往文艺作品中的敌对身份，扩展为“灵珠”“魔丸”的阴阳互补关系。

《哪吒2》对哪吒形象的设定在承续《哪吒1》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设计了灵珠、魔丸“一体两面”的复合型形象，将作为灵珠转世的敖丙之元神附身于作为魔丸转世的哪吒的肉身中，对哪吒原本“丑萌”的形象进行了英俊灵秀取向的调和性“补塑”，并与动画电影《哪吒闹海》中的哪吒形象极为相近，满足了观众对传统哪吒形象的“想象力消费”。哪吒的这种复合型形象整合了善良而懦弱的“灵性”特征与叛逆且不计后果的“魔性”特点，将阴柔与阳刚、优美与崇高具象化地并置，使其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复杂人性，根据共情传播理论，这样的设定更易使观众对其形象产生群体性的审美共情。

共情传播理论认为，当群体成员“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情绪基础”，并且处于一个“能够激起共情的情境”之中时，物理或虚拟的“大规模的身体共在”会促使成员间产生“情感、态度层面的趋同或相近”，最终形成一种群体情感或情绪，并在成员间传递、扩散。在电影艺术审美接受过程中，影院的物理场所和网络的虚拟场域满足了大规模身体共在的共情传播条件，相似文化基因的观众则具备趋同的情感、情绪基础，同时，观众基于自身对影片中故事背景与人物行动的认知，达成与影片中具体人物形象在意识层面的高度匹配与契合，继而与之构建起切身性的共情体验。此时，片中人物与观众一样，皆为身处相同处境中的“群体成员”，其情感体验或情绪状态传递、扩散给观众，继而达成对观众情感与情绪的有效刺激，实现群体共情的有效传播。

《哪吒2》中哪吒所处的故事情境与观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境遇相通，皆需要突破外界的世俗偏见与制度规训。同时，在哪吒“一体两面”的复合型形象中，敖丙元神所包含的懦弱一面调和了哪吒元神的魔性性格，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富，更接近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因此，这一复合型形象便自然成为当代青年群体理想化的精神投注对象。概言之，哪吒元神的“魔性”形象既是渴望被外界认可与理解的孤独个体，又是积极在内心挣扎中寻求自我认同与价值实现的勇敢个体，它表征了青年人面对外在压力时的理想化姿态；而敖丙元神的“灵性”形象作为积极进取、心存美好却不敢违逆父辈期许的迷茫个体，则是观照了青年人较为真实的心理处境，映射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困境与身份焦虑。

此外，申公豹、申正道、鹿童和鹤童等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与心理状态亦是当代青年人精神状态与情感记忆的具象化“缩影”。其中，申公豹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反面角色，具有极为曲折的人生经历与心路历程，同时又逐渐觉悟、富有正义感，达成与“小镇做题家”现实经历的情感维系与价值体认。申正道的人物形象同样与传统观念中“妖”的概念不同，他以指导妖族乡亲修仙的“乡村民办教师”形象出场，其耿直无私、严厉慈爱的性格特征，极易唤醒观众对父辈形象的记忆，而鹿童和鹤童作为无量仙翁的弟子，则是以屈服于权贵且颇具心机的形象出现，这显然迥异于多数传统文艺作品中那些纯真善良的仙人侍从形象，同时也隐约表达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妥协与无奈。基于此，观众将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经历类比自身的现实境遇，得以在虚拟化的神话世界中投射自身情感与焦虑，借以审思自身真实的现实生活及人生经历，从而获得心理层面的精神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