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面对陕北根据地内忧外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1939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开展大规模劳动生产被赋予“自救”的重大意义。在这一过程中，《解放日报》作为根据地具有指示文件性质的党报和干部的“学校”，针对劳动主体、劳动过程、劳动环境等方面，通过多重劳动动员策略，在延安大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塑造新型劳动主体：树立标准与典型示范

《解放日报》作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主阵地，首先旨在解决广大军民群众“学谁”“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通过树立符合革命需求、具有高度生产积极性和政治觉悟的“新劳动者”典范，并通过这些意见领袖发挥示范效应带动大规模劳动。

1.建立重评价、有素质的新型劳动者标准。《解放日报》将劳动与乡土圈层评价紧密关联，以“好”“善”等评价激励劳动者。其中，“面子叙事”成为劳动话语的典型表征之一。例如，据《解放日报》消息，政府对陈长安说：“荒你尽管开，开下来都是你的。”陈长安想：“啥都给安置了，干不好，人家笑话。”他便发誓要好好干。此外，该报发表大量劳动英雄获奖感言，以“面子”评价作为说服依据，如报道陇东区劳动英雄孙万福称：“值得值得，从古至今，谁看得起庄稼汉？”该报通过“吃得开”“看得起”等话语表达，将劳动实践、劳动成果与圈层评价直接挂钩，借用乡土社区的公共评价塑造新型劳动者标准。

另外，在《解放日报》话语中，劳动不仅可以维护个人评价，还可帮助个人提高自身素质。该报通过塑造“好人”的新型劳动者标准，鼓励群众培养劳动素质、积极生产，从而赢得社会声誉。如该报称赞工人劳动英雄杨继兰“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能团结人，不误工，不骄傲”；将女劳动英雄李凤莲的优秀品质总结为严守纪律的精神、生产质量高、帮助改造“二流子”、阶级友爱和参加反特务运动五个方面，赋予其极高的公共声誉和社会地位，并强调新型劳动者受到党和政府（如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物质与精神嘉奖，将其社会地位和政治荣誉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树立了重评价、有素质的新劳动者的标准参照。

2.系统塑造劳动英雄典型，激发劳动扩散效应。《解放日报》通过规模化、集中化报道系统塑造劳动英雄典型，大量通讯连篇展开，如《志丹朱光财全家积极劳动开荒运盐均比旁人早》《放下头又拿起针线——记妇女劳动英雄刘女儿和曹女子》等，通过典型示范，以点带面动员群众参照和模仿。1943年7月至同年年底，《解放日报》就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进行了充分的会前、会中和会后宣传，累计报道50余篇；从多角度、多方面进行劳动英雄宣传；会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报道，还有多次占据一整个版面的情况。《解放日报》通过典型叙事塑造劳动话语的“代言人”，有力激发了劳动扩散效应。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并在同一期连续发表《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等3篇社论，号召“成百成千的吴满有涌现出来”，这在纸张极为珍贵的边区颇为罕见。该报运用通讯、特写、专访、社论、诗歌、木刻版画等多种形式，进行持续性、高密度的报道，突出先进者的成绩、落后者的追赶，多使用开垦亩数、纺线斤数等具体数据增强劳动英雄事迹的感染力。1942年9月至12月，仅对劳动英雄赵占魁个人的报道就超过29篇。围绕吴满有、赵占奎、马杏儿、杨朝臣等劳动英雄进行的典型报道，大量使用了“强烈响应”“欢呼振奋”“汹涌澎湃”“热烈紧张”“加倍赞颂”等高强度情感词汇，有效提升了个体劳动行为的社会性动力，激发集体荣誉感。

总之，《解放日报》就是通过树立新型劳动者标准、激发劳动典型的圈层扩散效应来实现劳动动员。

二、构建新型劳动秩序：协调关系与规范实践

除了塑造新型劳动者，《解放日报》针对劳动过程中“如何做”的具体问题，通过协调劳动关系、规范劳动实践来构建新型劳动秩序，提供政策保障和组织方法，化解实际矛盾，将个体力量有效组织起来。

1.构建新型干群关系，促进劳动协作。信任是乡土社会关系的核心逻辑，《解放日报》通过呈现干群劳动互惠机制动员协作生产。首先，广泛报道通过人际“帮”“带”“换”等方式协作生产所取得的成效，报道青救会等组织成员、劳动模范为群众及其家庭无偿耕种事迹，“代耕”的系列报道广泛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