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电影作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独特存在，不仅记录了革命年代的烽火硝烟，更通过影像化的叙事策略构建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红色电影民族叙事的政治功能或美学特征，较少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角度展开研究。为此，笔者以文化记忆理论为研究视角，深入分析红色电影民族叙事，以期为我国红色电影民族叙事的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一、红色电影民族叙事与文化记忆理论的关联

红色电影民族叙事是一个复合性概念，集合了红色电影与民族叙事的双重内涵。前者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英雄事迹、社会主义建设等为题材，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电影类型。后者是指创作者通过叙事文本塑造民族身份认同、凝聚集体记忆的实践过程。它强调以“民族”为叙事主体，通过历史重构、文化符号激活与情感动员，强化“我们是谁”的共同体意识。因此，红色电影民族叙事以红色电影为载体，通过艺术化的叙事策略，将中国革命、建设等历史经验塑造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红色文化记忆。

尽管红色电影是红色文化记忆与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但部分红色电影民族叙事仍面临着叙述模式固化与记忆重构需求的冲突、代际传承与记忆媒介的断裂等问题。文化记忆理论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其关联源于对长时段记忆传承的深刻阐释。20世纪90年代，德国阿斯曼夫妇在批判性继承莫里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理论。其中，扬·阿斯曼将集体记忆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交往记忆是个体或群体在共同生活中通过日常互动形成的鲜活记忆，通常依赖亲历者或同时代人的口述传承。其时间跨度较短，一般不超过80～100年（约3～4代人），具有流动性和非正式性。文化记忆则是社会通过符号、仪式、文本等媒介固化的长时记忆，以神话、节日、纪念碑等形式代代相传，时间跨度可达数千年，具有超越个体生命的稳定性。由此可见，将集体记忆分为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旨在阐明集体记忆内部存在的两种根本性形态差异，并着重揭示文化记忆在跨越长时段、通过制度化媒介传承并构建稳固文化认同方面的核心机制，弥补了莫里斯·哈布瓦赫在集体记忆研究中对文化现象探讨的缺失。

在此视域下，红色文化记忆是文化记忆的特殊类型。它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为核心，依托电影等制度化媒介，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等实践固化为长时记忆体系。制度化媒介，并非泛指所有传播载体，而是特指那些被社会制度赋予权威、规范与重复传播功能的媒介形式。红色电影作为制度化媒介，正是推动交往记忆向红色文化记忆转化的关键机制。例如，《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多个短片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物故事，强化了民族认同感。这种转化不仅保存了红色文化记忆，还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二、红色电影民族叙事的价值意蕴

在文化记忆理论视域下，红色电影民族叙事通过锚定“记忆之场”凝聚文化认同，贯通“记忆之桥”激活代际传承，内化“意义系统”赋能时代精神，为传承红色文化记忆、凝聚共同体意识与引领时代发展提供核心价值支撑。

1.锚定“记忆之场”，凝聚文化认同。扬·阿斯曼借鉴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理论，将其物质性载体（如纪念空间、符号器物等）整合为文化记忆理论中的“凝聚性结构”，即通过仪式操演、符号重复与制度化实践，使抽象价值固化为可感知、可传承的集体记忆框架。在此框架下，红色电影通过民族叙事建构的银幕符号系统，形成一种媒介化的“记忆之场”而非诺拉原义的物质性场域，将革命历史转化为可被大众感知的次生记忆载体。这也说明，红色电影通过民族叙事建构的符号系统，超越了物理空间限制，成为承载红色文化记忆的凝聚性符号，标识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革命起源、奋斗历程与精神价值。当观众在《开国大典》等影片中反复感知天安门宣告等核心符号时，一种基于共享红色文化记忆的归属感被强烈激发出来，从而将原子化的个体凝聚为具有共同红色文化基因的情感共同体，为维系和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稳固的文化认同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