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速崛起，标志着智能社会已经进入AI辅助生存社会的新阶段。技术作为观察和思考社会的核心视角，与之高度相关的“可供性”和“技术可供性”也成为新传学界的“学术流行语”。然而，现有的研究多以技术可供性为框架考察具体的传播现象，对可供性理论本身的思考还不够深入。AI技术的兴起及对千行百业的改造，正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可供性的切口，以回答一个尚未被重视的问题：技术可供性是如何生成的？

本研究以技术变革为核心议题，访谈了头部平台公司负责搜索产品和大模型公司的AI产品经理、算法工程师和交互设计师。因研究以产品作为观察对象，所以主要选择了应用层面的公司，而非纯粹地提供技术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服务商。本研究将在归纳“局内人”一技术从业人员行业认知的基础上，尝试探讨技术可供性的生成逻辑，推进数智时代对可供性理论的深入理解。

一、技术可供性的核心关切

可供性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实验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JeromeGibson）于1979年提出，指环境提供给动物的行为可能性，强调环境与行动者之间的互补性。作为“一个被多重概念化和操作化的术语”，可供性同时被用作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路径，多个学科中的“流行”也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多意和含混。学者常江认为可供性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松散的、充满开放性的认知框架”；学者陈婧之等根据技术、用户和情境的多重可变性将可供性划分为动态的三个层次。技术可供性是研究和应用均最为广泛的一种可供性，提供了一种“理解人们如何与技术互动的关系型方法”。

这种“关系本体论”决定了技术可供性是存在于使用技术的主体、技术对象和使用情境这三者的相互作用中，因此有学者将“用户、技术和情境”视为分析技术可供性生成的三重视角。笔者将技术可供性界定为一种特定的互动生成机制和行动的可能性认知，是在社会情境下实现的人与技术之间的多方面关系结构。

技术的使用者在这三者中居于中心地位，是技术可供性最核心的维度。1991年，英国设计学家威廉·加弗（WilliamGaver）率先提出了“技术可供性”（technologyaffordance）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以用户为中心分析技术的有效工具”。用户对技术的感知影响和决定了他们如何与技术互动，用户的需求、能力和行为与技术的特性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技术的实际应用和效果，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这种行为主体和技术主体的相互作用被视为存在于技术可供性的生成层面，而如“可见性”“协作性”“可编辑性”等则存在于技术可供性的内容层面。

此外，情境是技术可供性生成和实现的背景环境。在既往的研究中，具体研究情境的差异会得到显著不同的技术可供性内容和现实效果评价。只有通过情境中的社会文化脉络，行动者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才能落地。因此，技术可供性必然是一个“生态概念”。这一生态属性决定了技术可供性的研究要有系统的视角，即在一个生态系统中考察行为主体和技术主体的实践可能性，“他者”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

二、技术可供性的载体

搜索技术是互联网的底层技术之一。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网站和应用的入口，其兴起的背景是互联网上的Web站点数量首次超过100万，普通用户已经无法靠手工浏览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信息。搜索是解决互联网信息过载的主要方式之一，搜索引擎处于行业制高点的地位也随着网络信息量的翻倍增长而“水涨船高”。

从形式上看，搜索产品的交互方式是用户输入查询词、搜索引擎反馈搜索结果。其背后的技术是多层叠加的，产品目标可以归纳为：更全、更快、更准——准确是核心竞争能力。AI时代的到来，代表了新一代搜索技术的产生。本研究的全部访谈对象都认为如Kimi、豆包这样的产品“已经是一种搜索形态”，其“技术本质和搜索是一样的”。无论是哪个公司，AI搜索产品的主要形态都是基于用户提问，将搜索到的信息整理成长文本反馈给提问者，部分产品还会附上具体网页、文献，并列出方便用户追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