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道武皇帝拓跋珪登国元年（386）至孝武自帝元修永熙三年（534）的一百多年间，宫廷音乐主要由“传统宫廷音乐”“杂糅北南诸民族（汉族、拓跋鲜卑及北方各族）音乐"①等多源音乐形态构成，这与北魏乐律学的长足发展紧密相关。北魏时期曾多次对乐律、钟磬进行理校②，逐渐形成以洛阳、中山、河西、江左为核心的“杂糅胡汉的音乐体系”。鉴于学界对北魏时期的校乐过程研究较少，本文拟从“依经校乐”的视角，探讨北魏校乐中对《周礼》的遵循及乐律重建等问题。

综阴阳，以制声律”。太乐对乐律进行的增修，主要在于“增修乐章，规范内容，深化宫廷音乐的中原传统内涵”。此外，宫廷音乐还存在“习不典之繁曲”的现象，只有深音音律者才能够多改变这一状况。其二，宣武帝时，公孙崇更调金石，刘芳及朝中儒室等以“执诸经传”修营乐律，陈仲儒则依京房准以调八音。其三，孝明皇帝元诩正光中期，安丰王元延明受诏监修金石，并"令其门生河间信都芳考算之"。现将北魏时期"依经校乐"的情况列表如下：

一、北魏时期

“依经校乐”与乐律的修校

北魏前期处于“古乐音制，罕复传习，旧工更尽，声曲多亡”的状态。自孝文帝元宏以后，乐律修校活动开始兴盛，至宣武帝元恪、孝明帝元诩时臻于鼎盛。其一，孝文皇帝元宏太和初年修广古乐器数、太和十六年（492）诏令高闾"广程儒林，推寻乐府，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

可见，北魏时期“依经校乐"活动形成了以太乐机构为主，中书监与侍中等机构为辅的局面，校乐工作亦由多方人员共同参与完成。例如，孝文帝元宏太和年间，曾令中书监高闾“与太乐详采古今”，高闾还与出任太乐祭酒的公孙崇一同“更调金石，燮理音准”@；宣武帝元恪时期，公孙崇出任太乐令，主持“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等工作。北魏时期的“依经校乐”，以“依据《六经》"“执诸经传"“参诸国志”“推寻乐府”等方式对音律进行调整。其中“依经"之“经"主要有《尚书》《诗经》《春秋》《周礼》《礼记》《乐记》《孝经》，“传"为《论语》，“国志"为《国语》《后汉书》。总体来看，这些活动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同时参照史传展开。

二、“依经校乐”实以《周礼》为主

“依经校乐”活动以《周礼》为主要依据，这一点体现在对《周礼》中钟磬、乐律等制度的遵循上。

其一，在钟磬营造方面，元孚、公孙稚、祖莹等继承了《周礼》中凫氏、磬氏的金石修造之法。《周礼》记载“凫氏为声”，且与筑氏、冶氏、栗氏、锻氏、桃氏共同职掌“攻金"之事；《周礼·考工记》又分别记载有“凫氏为钟”“磬氏为磬”的内容。元孚在上表中称：“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公孙稚、祖莹等人亦在上表中提到：“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句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元孚、公孙稚、祖莹等人以《周礼》为核心制定音声之法与钟磬之制，并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还参照《礼记·礼运》的中乐律之义，对北魏钟磬进行修造。

其二，在律吕之制方面，公孙稚、祖莹以《周礼》为基础进行调整。《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大簇为徵，姑洗为羽，…。凡乐，函钟为宫，大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簇为徵，应钟为羽。”@

长孙稚、祖莹依据《周礼》，分乐序之如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 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太簇为 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 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应钟为羽，若 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

在律吕分序上，长孙稚、祖莹遵循《周礼》中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的律吕制度，并对之进行了简化，即删除了《周礼》中有关四时舞乐的经文，而对其中记述的律吕之事进行保留。在音律上，二人认为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在律吕布置上，他们提出了律吕失次的问题，因而被史官评论为“后魏、周、齐，时有论者"。同时，长孙稚、祖莹还结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与齐侯所言的“五声、六律、七音”，参考服子慎注：“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认为服子慎所注与《周礼》相合。

其三，在乐悬选择方面，北魏遵循“《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即“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礼记·礼运》记载：“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