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下快速城市化与媒介转型不断重塑文化表达的背景下，传统不再仅仅是静态的历史遗产，而是一种被激活、被重构并指向未来的文化实践。张延莉的新著《地方性与超地方性一城市语境中评弹的生态研究》以多点民族志方法描绘城市间“区域音声地图”，揭示传统艺术在城市文化网络中的流动机制与再生逻辑，展现了传统在动态社会语境中的生命力与传播路径。

一、评弹田野的延展逻辑：从“音乐上海学”到区域文化网络的建构

多年来，我在指导音乐人类学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专业硕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一以贯之地围绕“音乐上海学”的知识谱系进行布局与推进。所谓“音乐上海学”，并非泛指上海音乐史料的集合，而是建构于城市文化逻辑之中的一套地方性知识结构。因此，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亦不应停留在具体音乐现象的描述层面，而应以“上海”为地理、城市与区域及其历史传统的经验起点，通向音乐文化机制的学理探讨。“音乐上海学”的研究视野不仅聚焦于城市核心区域，更延伸至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区域间的辐射机制，以及国家与全球语境中的音乐传播网络，构建出一个具有空间张力的多层次研究图谱。这一理论建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方法论意义，期待它通过对上海音乐现象的系统性探讨，为理解中国城市音乐文化建构起新的理论高度，同时展现出地方性知识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普遍价值与开放可能。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张延莉攻读博士学位时，我为其确立的学位论文主题是“上海评弹音乐研究”。我深知，评弹作为中国传统说唱艺术中研究最为充分的门类之一，早已进入“研究过度”甚至“材料封闭"的状态。要在这样一个“熟透了"的领域中提炼出具有原创性的问题意识，并以音乐人类学的路径切入，无疑是艰难而具挑战性的任务。然而，越是“熟透”，越应挖掘其机制性的层面；越是“典型”，越能彰显文化生态的深层运作。

张延莉不负所托，其博士论文《评弹流派的历史与变迁：流派机制的上海叙事》即以“流派机制”这一概念作为理论核心，通过对晚清以来大量文献资料的细致梳理与多年扎实的田野调查，建构出一个兼具历时性与当下性的研究图式。她聚焦于评弹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50 年代两个“黄金时期”与当代的流派发展，通过构成要素的比较分析，指出评弹艺术在当今无新生流派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体机制的断裂，生态系统已不具备流派生成与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原有流派的功能正在发生演化与转向，其价值与意义从“师承传人"的技艺传统，转向“舞台化"“艺术化"的表演形式，呈现出上海与苏州之间的地域文化差异。

该论文在学术上获得了高度评价，于2014年荣获“第八届全国高校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徐小平奖"博士论文组一等奖。作为指导教师，我自然感到欣慰。然而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项工作并未止步于一篇博士论文的完成，而成为张延莉后续学术生涯持续发展的基点。

我们常说，博士论文是一个青年学者学术生命的原点，但要使其真正“生根发芽”，并形成日后持续深入的研究路径，却殊为不易。经验表明，能将博士选题延展为一个长期学术议程并不断深化者，往往能成长为该领域的骨干学者乃至领军人物。张延莉正是这类“从根向上生长"的典型范例。

自博士论文起，张延莉十余年来持续深耕评弹田野，逐步将研究从“评弹在上海"拓展至更广阔的“江南区域"网络。本书作为继博士论文后的又一系统成果，不仅体现其研究由机制分析走向生态视野、由点状聚焦迈向区域建构的学术跃迁，也展现了当代城市音乐人类学方法的生成性特征。不同于传统曲艺研究多依赖历史文献与样式描述，作者此次引入多点民族志，强调场域感知与经验结构，赋予评弹在当代城市社会语境中的再生机制以新的理论解释，尤其在音响维度的深入剖析中，揭示了其表演美学与文化内涵的深层逻辑，在方法路径与理论结构上实现多重突破，确立了“区域一城市一空间一音响”的交叉分析框架，既拓展了传统曲艺研究的边界，也为“音乐上海学”走向区域文化、“中国经验”曲艺人类学的构建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城市语境中评弹生态研究的“地方性”与“超地方性”的意义

该著作鲜明地体现了以下三方面的特点与意义。

（一）开启评弹风格研究的新维度

不同于传统的评弹唱腔的分类与形态分析，张延莉在其最新研究中独辟蹊径，选择以“音色”作为切入点，重构了评弹风格的研究路径。她突破了传统以旋律、节奏、结构为中心的形态学研究，将“音色"作为文化分析的切入点，揭示其在评弹流派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不仅是分析维度的拓展，更意味着研究范式的转型。通过对朱慧珍与徐丽仙等艺人音色个案的比较，作者指出，评弹风格的生成不仅关乎技术标准，更依赖社会认同与文化语义的建构。这一研究路径有效推动了传统曲艺风格研究向“声音文化”与“感知民族志"的融合转型。

在音色研究的基础上，张延莉进一步将风格分析拓展至性别、声部与器乐角色的复合系统，通过分析不同性别与演奏位次的交叉配置，呈现评弹音响结构的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