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山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兼容墨、道、法、阴阳等诸家思想的多元包容的文化价值体系，进入20世纪以来，融“文化守成主义、民间英雄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①为一体的人文理想新传统，愈益彰显出齐鲁文化的鲜明区域特色，传承着“忠义、道义、仁义”的道德伦理规范，孕育了以快意恩仇、见义勇为、扶危济困、家国大义、悲悯与拯救等为精神内涵的侠文化伦理，滋养着山东人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结构，并内化为他们自觉遵守的民间道德伦理规范，影响着他们的日常行为和文学创作。山东自古多响马，更是英雄辈出之地，齐鲁大地历来就有不畏强暴、反抗侵略、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理念。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优秀的齐鲁儿女前赴后继、忠心报国，誓死捍卫自己的家园，用鲜血、生命、义胆侠肝和顽强的意志书写了新的英雄传奇。革命年代的山东作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要战场，产生了大量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涌现出许多革命英雄人物，这些都是抗战小说创作的重要素材，凝聚在文本中则展现为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表达。当代山东抗战小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整体进程的组成部分，与侠文化的参与建构是分不开的，侠文化在当代山东抗战小说文本中的融入、复活与升华呈现为动态的调适过程。
目前学界关于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单个作品中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精神价值以及版本流变考据等角度的探讨。也有少数学者从宏观上对当代山东抗战小说进行了整体梳理和具体分析，认为其“呈现出浓郁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豪迈的战斗激情”°，“为拓展中国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的审美范畴、文化视角和历史形态，做出了重要贡献”③，并点明了“抗战文学研究之重要性与紧迫性”④。这些成果拓展了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研究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维度，但大多流于对作品主题内涵的发掘及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的概述分析，虽然有些成果涉及了文本深层的英雄主义精神及人物的侠义气质，但对小说文本与侠文化的关系缺乏深人探讨。基于此，本文立足于侠文化视角，通过考察当代山东抗战小说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新时期和新世纪三个阶段的生成机制、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发掘侠文化之于当代山东抗战小说文本建构的意义及其形塑山东形象的价值。
一、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革命侠义精神的再造与忠义山东形象建构
1949年9月，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新的人民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文艺”③等政策主张，延续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革命战争或革命历史逐渐成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重要题材，“人民一战士”这一具有原型意义的叙事范式，也就成为了战争书写所遵循的创作规则。山东抗战小说的战争书写和文化想象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主题高度契合，引领着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审美取向。这源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与齐鲁文化在许多方面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一是集体主义观念，二是重义轻利的观念，三是奉献和牺牲精神的提倡这些相似性使山东作家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的时候，较少有接受者的母体文化与所接受文化之间的相互抵触和排斥，较多的却是相互之间的认同和补充”。这种与母体文化之间的认同与补充，使该时期山东作家在历史、战争和人民的主流文学书写中，搭建起政治伦理和侠文化伦理的置换机制，建构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革命侠义形象谱系。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位于抗战前沿，是非常重要的战略区。°山东抗日根据地涌现出众多集忠诚和义气于一身的抗战英雄，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为保家卫国而舍生忘死、浴血奋战，体现了齐鲁文化中“忠君爱国”的庙堂思想和“江湖义气”等民间伦理的集结与融合，形成了以“忠义”为价值核心的革命侠义精神，具体表现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内涵。反映鲁南抗日根据地人民英勇斗争事迹的《铁道游击队》和《煤城怒火》等作品，再现了枣庄地区革命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勇赴国难、英勇杀敌、不屈不挠的侠义爱国画卷；以位于冀鲁平原的鲁北地区抗日斗争为素材的《大刀记》，展现了抗日军民敢为人先、大爱为国、团结奉献的义勇精神；而《苦菜花》《桥隆飙》《三进山城》等则以胶东地区众多感人事迹为“本事”，高扬了抗战军民忠诚坚贞、爱党为民、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深入文本不难发现，这些抗战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指导下，发生了革命伦理和侠文化伦理的符号置换，作者善于从古典文学和文化传统中汲取侠义资源，将抗日英雄们的侠义情怀提升为革命信仰制导下的爱国精神，快意恩仇、江湖道义等个体侠义观念在革命话语规训下升华为阶级仇恨和民族大义等神圣的集体革命话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涌现出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洋铁桶的故事》等作品充分借鉴汲取传统文化尤其是侠文化的重要质素，对民间英雄传奇进行了改造和提升，在古老的故事模式中注入新的革命内容和新的思想主题，形成了新的现代革命英雄传奇。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实践，为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山东抗战小说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启示与文本范式。
首先，作家们善于将古典小说《水浒传》中“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朝廷招安”“建功立业”等叙事母题植入当代山东抗战小说创作当中，实现了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尤其是在“受难一觉醒一反抗”的叙事范式中，作家们将抗战军民由受难走向抗战的苦难历程循序渐进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展现他们在抗日烽火中逐渐觉醒、成长以及奋起抗争、英勇杀敌的过程，彰显山东抗战军民集忠诚和义气于一体的革命忠义精神。《铁道游击队》中的大队长刘洪、《煤城怒火》里以朱大顺为代表的矿工和《大刀记》中的梁永生等人，他们的人生走向和道路选择与以上叙事模式是高度吻合的。刘洪是《铁道游击队》中的带头大哥形象，自小父母双亡，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在姐姐的抚养下长大，学会了扒火车。成年后下过矿，也吃“两条线”，敢于为穷兄弟们撑腰，坚决勇敢，讲义气，具有很高的威信。刘洪接触了共产党之后，逐渐克服了自身的草莽习气，带领穷兄弟们组建游击队，灵活机动地展开抗日斗争。以刘洪、王强、林忠、鲁汉、彭亮、小坡为代表的游击队员，最初与梁山好汉相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头脑中还没有树立明确的方向，身上沾染着不少旧社会的习气，经过进山整训，他们的阶级觉悟和思想境界逐渐提高，最终在党的引导、教育和改造下成长为革命战士、抗日英雄。《煤城怒火》开门见山地讲述了朱大顺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家破人亡的惨剧。历经种种不公与不平，在“采场冒顶”事件后，朱大顺带领工人与以梁家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势力进行了一场自发的反抗斗争，并取得了初步胜利。他们展现了打抱不平、锄强扶弱、团结互助的侠义风采，但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贫瘠、目光的短浅。关键时刻，经过共产党员李学瑞的点拨，朱大顺等人“脑子里似乎清楚了些，眼里似乎也亮了点，心胸里掀起了浪花，觉着这黑暗的煤城里，似乎有了盏明灯”？，最终在党的教育引导下，原本存活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江湖义气逐渐转化为顾全大局的革命意识和民族大义的革命话语。《大刀记》则以抗日英雄梁永生的成长道路为中心，展现了他从执着于家庭复仇的民间草葬到矢志民族复仇的抗日英雄之转变进程。他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禁锢，满怀着对地主老财的阶级仇恨和坚定的斗争精神，在逃难和复仇的焦灼中逐渐走上了寻找共产党、探求民族解放的抗战道路。梁永生从个体的“快意恩仇”到集体的“御敌雪恨”之“复仇”行为蜕变，借助“大刀”这一物质能指，将民间侠义具象化的“大刀精神”升华为“侠义爱国精神”的有机质素，既完成了主人公由民间侠义草莽到抗日民族英雄的身份置换，也实现了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其次，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山东抗战小说通过革命话语和传统侠文化符号的价值置换，建构起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通俗文学”范式，成功塑造了坚守“忠诚”和“义气”的革命侠义英雄群体形象。《铁道游击队》将革命与传奇并置，刘洪、王强、鲁汉、林忠、彭亮、小坡等人组织的“飞车搞机枪”“血染洋行”“票车上的战斗”“夜袭临城”和“打冈村”等义勇行为，与传统武侠小说中侠客们的武勇行为并无二致。尽管铁道游击队队员们内心的江湖道义有时会极大地阻碍革命的进展，但经过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后，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党，认清了党”°，逐渐摆脱了自身固有的旧习，“眼睛里已不再充满哀伤和愤怒”，最终完成了思想的改造和境界的提升。这就意味着在革命话语规训下，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个体侠义行为终于上升为对民族大义观念的集体认同。冯德英的《苦菜花》以传神的笔触塑造了多位身怀绝技、武艺高强的传奇革命英雄和仗义侠匪的光辉形象，如弹无虚发、百发百中的于得海、柳八爷等。尤其是作者通过对土匪柳八爷逐渐被规训而走上抗战道路的镜像式书写，还原了胶东地区民间草莽粗豪迈、赤诚勇武的精神面貌及豪气干云、为国为民的胸襟气度。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塑造了一位光彩夺目且具有传奇色彩的母亲形象，在现实的斗争中，母亲逐渐觉醒，不仅学会了明辨忠奸善恶，而且识大体顾大局，坚决支持子女的抗战事业，她自己也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日斗争的洪流，成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独特的“这一个”。曲波《桥隆飙》中侠义土匪桥隆飙的传奇经历和抗战故事，也真实再现了在革命话语规训下民间草莽向抗日英雄转变的轨迹。
此外，这一时期影响比较大的抗战小说还有萧平的《三月雪》、于良志的《白浪河上》、翟永瑚的《民兵爆炸队》、赛时礼的《三进山城》等作品，同样彰显了革命文化对侠文化的改造，文本间闪耀着侠义爱国的光辉。
在革命文化的改造下，庙堂文化与民间文化（尤其是侠文化）互补所形成的以忠义精神为特质的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山东作家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作家们善于从传统文学中的叙事母题、人物塑造和语言技巧等方面汲取经验，用传统“老”模式忠实地记录着曾发生在齐鲁大地上的英雄儿女们以鲜血、生命和顽强的精神意志与敌人英勇斗争的现代“新”故事，既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主题内涵、人物长廊，又为侠文化在革命文化的改造规训下发生创造性转化提供了有力的文本支撑。这些充满战斗激情和革命精神的抗日英雄故事遵循政治伦理和侠文化伦理的置换机制，将饱含自由平等、知恩图报、快意恩仇、除暴安良、惩恶扬善等内涵的侠文化精神置换提升为充满民族大义精神和忠贞爱国情怀的民族革命话语，不仅延续了齐鲁文化中忠义精神的魂脉，而且建构了集“忠诚”和“大义”为一体的忠义山东形象。
二、新时期民间侠义的回归、反思与道义山东形象形塑
如果说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山东抗战小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主导下，传统侠文化中的江湖义气经过意识形态过滤和革命话语规训，被编码为阶级斗争的政治能指，完成了侠文化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符号置换，从而不仅维系了齐鲁文化的魂脉延续和精神传承，而且实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地方性扎根，促成了革命侠义精神的再造与忠义山东形象的建构；那么到了新时期，在新启蒙话语规约下，以莫言《红高粱家族》为代表的抗战小说则对此前革命英雄传奇的故事模式进行了颠覆性解构，还原了曾一度被遮蔽的人的原始生命强力，盘活了民间英雄善恶昭彰、爱憎分明的道德伦理观念和拯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意识，推动了民间侠气的复苏、民间侠义的回归与反思，以及道义山东形象的形塑。
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并非一出场即完成了华丽转身，事实上，1985年之前的新时期文学仍然带有“文革”时期的文学余韵？。从创作实际来看，山东抗战文学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余韵的影响，如1979年出版的冯德英小说《山菊花》，内容上展现了胶东人民勇于反抗阶级压迫、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革命历程，但仍然延续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只有到了1986年莫言的中篇小说《红高梁》问世，才真正出现抗战文学的另类写法。作者立足于人的主体性，一反将个人融入集体、融入历史的主流文学话语模式，选择土匪抗日的真实历史事件作题材，力求还原民间抗战的历史图景。《红高粱》的主人公余占鳌拥有民间土匪和抗日英雄双重身份，充满了土匪的野性和英雄的血性，响当当一个匪侠形象，既能为了保家卫国而奋不顾身，又会因一己私欲而快意恩仇，甚至以武犯禁。民间侠义与抗日烽火的碰撞交融，使崇高与卑鄙、道义与无耻、英雄与狗熊等多元矛盾因素在余占身上集为一体，其道德的模糊性将英雄从神性的祭坛上拉回了大地民间，回归到以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为理论基石的新启蒙话语场域，凸显了红高粱所象征的原始生命强力和恣意张扬的酒神精神，使民间英雄好汉勇担道义、自主正义的侠义面孔浮出历史地表。
尤凤伟的《五月乡战》凭借对胶东地区乡绅自发抗日事件的书写，完成了对既往抗战题材的超越。小说中以乡绅高凤山的抗日活动为主线，植入了高家父子之间的对弈悲剧。父亲高凤山恪守着修齐治平的道德伦理和拯世济民的社会责任，在民族危亡之际挺身而出，自愿变卖土地，抛家舍业，拉起了一支农民抗日队伍，彰显了一代乡绅临危不惧、舍生取义的侠性，打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对乡绅蝇营狗苟、首鼠两端的程式化和脸谱化书写。儿子高金豹则因不被容忍的爱情，而走上了人生歧途，最终在红豆的劝解下迷途知返，展现了民间好汉爱憎分明的侠骨柔情和杀身成仁的侠义气度。《生命通道》在善恶昭彰的道德伦理层面，讲述了被迫为日军效力的医生苏原和日本军医高田联手，为中国人搭建“生命通道”的传奇故事，“在一种超越了民族意识的纯粹战争形式上，让人体验到了一种激情与快感”。小说拓展了抗战文学人物形象谱系的长廊，文本深层涌动着超越民族身份的大义精神，警醒着读者在人道主义原则指引下，重新认识革命历史事件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不愧为讴歌地下革命工作者侠义英雄精神的先声之作。
苗长水的《季节桥》《冬天与夏天的区别》以沂蒙山区的抗战书写为契机，通过精心刻绘战争场域中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图景，表达了对道德伦理价值的坚守与对人性异化困境的反思。可贵的是，小说颠覆了传奇性英雄叙事模式，将儒家的道义思想和侠文化的重义轻利观念相结合，塑造出李山、胡儿等道义形象，并通过去暴力化叙事策略、敌方形象的去脸谱化方法，凸显了人性的复杂性。孔祥书和焦义来的《草莽英雄传》聚焦于抗战时期的“土匪”这类边缘人物，讲述了鲁西南地区几位土匪因不同道路选择而造就不同人生的传奇故事。好汉程伯勋因行侠仗义而身陷图圖，后经八路军陇海支队营救，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逐渐成长为投身抗战洪流的八路军指挥员；卜三响鞭一度侠肝义胆，讲究江湖道义，虽不乏义勇之气，但最终因匪性难改而自寻绝路；女匪首二大辫放荡不羁，因爱恋陇海支队参谋长谷子元而改邪归正。这些小说体现了山东军民不畏强暴、坚守人道、舍生取义的抗战精神，作家的创作实践进一步彰显了扎根民间的传统侠文化的永恒魅力。
新时期山东作家抗战小说的创作实践呈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和叙事突围。首先，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作家们解构了罩在英雄头顶的神圣光环，还原了英雄人物作为人的本质特征和生存状态，塑造了一批充满生命强力的另类英雄人物抗日的乡绅、土匪。这种对英雄谱系的祛魅化书写，在彰显民间英雄好汉独特的侠者风范同时，构成了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文学政治伦理与侠文化伦理置换机制的反拨。作家们将人物的侠骨柔情、豪气干云等特质与道德伦理和社会责任相勾连，借此达成对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并赋予人物道义担当精神。其次，在作品主题内涵上，作家们将性爱、暴力等原始生命形态的叙事内容表达及其主题内涵发掘从宏大革命叙事的褶皱中解放出来，不再使其作为革命战争的附庸物而隐性存在，而是凸显其人性魅力及人文价值。例如，莫言的《红高粱》中余占鳌和九儿逾越礼法的野合，尤凤伟的《五月乡战》中金豹与红豆超越世俗的爱情等，不再是纯粹地对宗教礼法的僭越，而是以爱憎分明、舍生取义的激进姿态完成了对以往宏大革命叙事压抑个体生命力的解禁。从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到新时期，英雄们的爱情由被“赋予了新的无产阶级政治内容”的“程式性和功能性”到抛开禁忌而释放出奔涌的豪情，是非常难得的，这与武侠小说中侠客们由看似“无情”到“有情”，再到“深情”的演变谱系形成了跨越时空、超越文本的对话。再次，在文化批判层面，作家们在挖掘、提炼齐鲁文化中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侠文化伦理的同时，敢于正视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阴暗面，客观理性地剖析了民间文化内部潜藏的病态因子。例如，《五月乡战》中血缘伦理和民族大义的激烈撕扯，《龙凤旗》里宗族争斗暴露出的文明裂隙，都揭示了侠文化中原始生命力与病态落后因子共生的事实。类似的书写不但构成了对齐鲁文化的全面观照，而且彰显出作家们对于传统民间侠义精神的在地性反思。可以说，山东作家在新启蒙话语的启示和规约下，不仅突破了传统革命叙事的局限，而且在创作实践中不断将民间草莽英雄禀赋的舍生取义、行侠仗义、豪气干云等侠性气质转化为“善恶分明的道德伦理”和“拯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推动了道义山东形象的生成与塑型。
三、新世纪以来民族侠魂的多元重构与仁义山东形象书写
进入新世纪以来，山东抗战小说在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张力中生发出新的叙事方式，一方面继承了十七年和“文革”时期“中国作家责无旁贷地需要全面反映和描写这段历史”？，延续着新时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及“深入人文价值腹地、重塑民族形象、复原历史本貌、检省道德人性”？等抗战叙事传统；一方面，新世纪山东抗战小说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双重语境下，在叙事模式、叙事策略等方面呈现出文化记忆重构的多元化审美追求。但在消费主义影响下，新世纪抗战小说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抗战娱乐化带来的遗忘历史危机、如何在文化工业体系中实现抗战精神的符号转化等问题。
以王金年《百年匪王》、常芳《第五战区》、季桂起《长河谣》、王秀梅《一九三八年的铁》、阎欣宁《中国爹娘》、叶炜《东进》和陈璞平《最后一战》等为代表的新世纪山东抗战小说，将抗战历史融入家族叙事和空间诗学建构之中，借助民间普遍认同的侠文化，形成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抵抗性书写，加深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抗战记忆的再认识，并利用对地域形象的建构实现抗战精神的符号性转化，彰显出山东军民在血与火的抗日斗争中对仁者爱人思想、民族大义精神和人间正义观念的坚守。相较于新时期启蒙话语的规约与激扬，新世纪以来，山东作家采取微观史学，通过实地考察、追踪采访幸存者、查阅地方志等多种方法，将视野聚焦于抗战期间社会底层挣扎的众多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讴歌他们在抗战烽火中展现出的民族大义和侠者风范，揭示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身体戕害和精神创伤，延续着侠文化参与抗战小说艺术建构的传统，凸显出曾被遮蔽的来自大地深处的生生不息的非主流抗战历史。
首先，《百年匪王》《第五战区》《长河谣》三部长篇力作通过家族叙事和地方志考据的互文性实践，建构起被主流话语遮蔽的土匪、地主和乡绅抗战史的另类话语场域。《百年匪王》在1900年至1997年的历史沧桑中，刻绘出王汉魁这一抗日救国的“儒侠”形象，次第展现了沂蒙山区这片“仁义博爱的土地”上原始纯朴、强悍真挚的历史人文景观。王汉魁是一个土匪头子，自诩刘备，以仁德著称，既非传统侠客的化身，亦非革命英雄的意识形态载体，而是秉持“以诚待人，以善行事，上不欺天，下不坑民”之做人信条的民间义士。他深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道德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伦理，更知晓“八路军将来能成事”@的真理。他在暴力与正义的张力中仗义行侠、劫富济贫，树立起一种民间权威，尤其是他带领土匪保家卫国的壮举，不仅成就了一代侠匪的美名，而且彰显出鲜明的“儒侠”风范。同时，作品通过对军阀韩复桀主政山东期间支持乡村建设运动、乡绅关润林支持儿子关庆民追随共产党搞革命、土匪的护乡行为和国民党军队抗战等历史事件的钩沉，颠覆了我们惯常认知中的历史与传说。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小说完成了对土匪穷凶极恶、打家劫舍等残暴本性的解构性书写，还原了其作为人的真实的一面，刻画了一群知恩图报、保家卫国的义匪形象，展现了“百年匪王”王汉魁从民间草莽逐渐成长为投身民族大义事业的抗日英雄的传奇历程。常芳的《第五战区》和季桂起的《长河谣》分别以抗战历史中被低估的“临沂阻击战”和“德州保卫战”为背景，呈现了地主乡绅阶层自发组织民间抗战的主体性建构，“突破传统抗日题材小说的创作模式，还原历史真实”？，再现了民间乡绅和家族势力及宗族伦理观念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前者以鹿、梅两大家族作为视点，再现了乡土中国血缘大义如何转化为民族大义、宗族械斗如何蜕变为抗日武装动员的历史现场，凸显了乡绅阶层胸怀民族正气、积极抗敌救国的大义风采。后者则从石桥镇乡绅的“弘范、弘畴、弘规和弘矩”“立仁、立义、立诚和立信”以及“尽德”等命名范畴中，折射出儒家思想对石桥镇人的深刻影响。“范畴、规矩”“仁义、诚信”等与日本人的残暴行径形成了鲜明对比，凸显出石桥镇乡民与人为善、安居乐道的仁德及敢于担当、勇赴国难的大义之举。这些作品在延续新时期抗战小说对土匪、地主乡绅抗战历史书写的同时，通过更加扎实真实的材料，深入细致地刻画了一群堪称“儒侠”的英雄人物—土匪、乡绅、地主，如此，民间地主乡绅的抗日行为摆脱了以往被政治话语所规训的禁忌，逐渐从“反英雄”的意义符号转变为“英雄”的确定性内涵，并真实而客观地呈现出来，为齐鲁大地抗战精神图谱的重绘增添了异样风采。
其次，《一九三八年的铁》《中国爹娘》《东进》《最后一战》等作品借助发生在某一时空的抗战事件，通过空间诗学和伦理美学的双重叙事范式，将革命史观、侠文化伦理与全球化视野融为一体，实现了战争书写范式从“民族寓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升华。王秀梅《一九三八年的铁》在讲述共产党与乡绅联手抗日的故事时，穿插了众多普通人物的爱恨情仇，展现了抗战历史进程中个体命运的跌宕沉浮。值得注意的是，作品继《生命通道》之后再次描写了潜伏的地下工作者神出鬼没的形象及其独特的抗战方式——单向联系机制。这种抗战方式虽然保障了信息传递的安全性，但却将“线人”陷入“他者”的伦理困境和“无法自证”的生存悖论中。那些不计较名利、出生入死的“线人”如同武侠小说中的“隐侠”，他们时刻高举民族大义旗帜，不断完成自身的精神蜕变和自我救赎。阎欣宁的《中国爹娘》借助母亲叙事，塑造了一位仁爱大义的母亲形象，与冯德英《苦菜花》中的母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阎欣宁笔下的母亲杜鹃对日本遗孤的生命救赎，超越了国族观念和民族意识的界限，体现了一种仁者爱人、大爱无疆的义侠风范，实现了对战争灾难的超越和对战争记忆的伦理救赎。作者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对战争带给双方的灾难性后果进行了深入反思，对战争中的人性进行了审美观照和人文省思，为中国当代抗战文学走向全球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叙事范式。叶炜的《东进》以八路军115师挺进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为经，以部队将领谷四喜和地主少爷刘玉胜的联合抗战为纬，将扎根大地的乡土写作和激情理性交织的战争叙事有机融合，讲述了颇具鲁南地域特色的抗战传奇，塑造了有勇有谋的政委谷四喜、善于“把鹑”的地主少爷刘玉胜等革命英雄形象，彰显了“仁义”山东形象。陈璞平的《最后一战》将鲁西北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禹城大战嵌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叙事版图，通过出身武术世家、善用短刀的“武侠”四子从“快意恩仇”到“为国为民”的精神蜕变，歌颂了山东抗战军民勇赴国难、浴血奋战、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和革命大义情怀。
最后，苗长水的《解放的日子》、牛余和的《蘸火记》、李延国和李庆华的《根据地》等作品，都再现了血与火的抗战岁月中山东军民胸怀民族大义、勇赴国难的义勇壮举，在新世纪再次奏响了抗战记忆和反抗斗争不绝如缕的强音。
山东作家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重语境中，在消费主义影响下，将抗战文学书写与传统侠文化相结合，刻画了一群拥有仁爱之心、胸怀民族大义的“儒侠”“隐侠”“武侠”，努力抵制抗战娱乐化可能带来的遗忘历史的危机。这些作品既延续了民族危亡语境下英雄主义的叙事母题，构建起战争暴力和人性救赎的对话机制，又加强了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对生命本体存在的叩问。在将侠文化伦理中快意恩仇、行侠仗义、柔情侠骨、书生意气等价值内涵转换成可流通传播的文化符号的同时，强化了地域文化形象的真实可感。新世纪以来的山东作家通过对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新时期作家们抗战小说创作实践的参照与总结，将传统的在地性经验、时代语境中的理论自觉和当下全球化视野融为一体，不仅重塑了齐鲁大地的当代精神图谱，将蕴含“仁爱大义”精神的仁义山东形象书写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还为山东抗战小说甚至中国抗战文学的全球化传播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结语
有论者指出，“侠是一种有良知、血性和正义感的舍己为人、激扬生命的精神气质”①，其行为体现了对社会不公的愤恨与抗争、对强权暴力的蔑视与抵制，对大众群体的忠义与热爱，对弱小者的同情与救助。从行侠好义的汉代游侠朱家到北宋时期揭竿而起的梁山好汉，再到十七年和“文革”时期、新时期及新世纪山东抗战小说中涌现出来的抗日义士、抗战英雄，不管来自史料记载还是出于文学建构，这些侠义英雄形象无不彰显出齐鲁大地自古以来侠风烈烈、义薄云天的文化传统，为齐鲁文化的历史底蕴平添了深厚的异样风采。正是在对传统侠文化有意或无意的传承与改造中，当代山东抗战作家通过直接的“在场性”经验，或凭借间接的“本事”述说，对独具地域特色的山东抗战历史和山东形象进行了艺术性还原和再造。这些饱含生命体验、战斗激情和诗意提升的抗战小说文本，不仅真实再现了战争中血与火的惨烈，而且深情书写了抗战军民的鱼水之情，将抗日英烈们侠义爱国的民族精神和舍生忘死的人性光辉，以文学的方式载入史册，泽被后世，流芳千古。当代山东作家从未停止对抗战历史的书写、追问与反思，无论是最初心潮澎湃的激情书写，还是后来深沉厚重的人性追问，都浸透着齐鲁大地深厚的民间伦理、风俗人情和文化生态，涌现出一大批既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又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经典之作。
传统侠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和创造性转化与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发展流变存在着深刻的同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文化再生产过程。这种文化重构并非简单的符号替换和意义移植，也不是机械的历史复刻，而是通过多维度展开的当代精神对话，揭示了山东抗战小说在当代的生成机制、精神内涵和时代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侠文化始终参与着齐鲁文化精神图谱的刻绘，不断丰富完善着自身的形象内涵，并在与齐鲁文化的耦合中从“忠义”“道义”“仁义”等层面形塑着山东形象，凝聚成“大义”山东的光辉形象，与“大美”山东相得益彰，切实提升了山东的形象价值和文化内涵。未来的山东抗战文学创作能否在抗战记忆和文化基因的密切结合中触摸历史深处的文化脉搏，感受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语境下持续发力的脉动，为提升山东形象、推动山东抗战小说由地域性文学话语向全球化文学范式跃进，任重道远。这既是地域文学创作及其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也是中华文化和当代文学现代性建构及其越海传播的有效地方路径。
注释：
①⑥ 魏建、贾振勇：《导语在传统掌心上的山东新文学》，《齐鲁文化与山东新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第94页。
② 张丽军：《当代山东抗战文学论》，《百家评论》2015年第5期。
③ 杨学锋：《山东当代抗战文学创作的发展与特色》，《百家评论》2015年第5期。
④ 张栋：《山东抗战文学初探》，《枣庄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⑤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人民文学》1949 年第1期。
⑦ 据《大众日报》2015年7月7日发表的《山东五大抗日根据地》得知，山东抗日根据地有鲁中、鲁南、滨海、渤海、胶东五个战略区，2.5万余个村庄，847.7万人口。
⑧ 向春：《煤城怒火》，山东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页。
⑨⑩ 知侠：《铁道游击队》，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06页，第106页。
① 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23页。
① 房福贤：《论新时期抗战小说的本体美学意识及其表现》，《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
① 陈国和：《从“侠骨柔情”到“革命爱情”一 一传奇性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与武侠小说研究》，《理论与创作》2005年第1期。
① 周而复：《后记》，《雾重庆：长城万里图之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4页。
① 周而复：《从〈长城万里图〉看成才道路》，《中国人才》2000 年第2期。
① 周珉佳：《新世纪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转型与戏剧感投射》，《南方文坛》2020年第4期。
⑰⑱⑲ 王金年：《百年匪王》，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57页，第63页，第102页。
⑳ 张相宽：《〈第五战区〉：开辟抗日叙事新思路》，《文艺报》2014年8月27日。
② 陈夫龙：《边缘的激情：中国新文学作家与侠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2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文学侠义书写与中国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3BZW129）的阶段性成果。枣庄英才集聚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当代山东抗战小说的侠义书写与山东形象研究” （2022 年度）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