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以报告文学创作的斐然成绩享誉文坛，他的报告文学创作涵盖众多领域和重大题材，涉猎军事、农村、教育、城乡改革、红色历史等领域，体现了他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作家的时代担当。《靠山》是铁流继多部报告文学出版发行并产生强烈反响之后推出的一部颇具影响力的长篇纪实文学佳作，显示了他创作上的大胆尝试和积极进取。他的每部作品都无一例外地引起强烈反响，如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国民办教育调查》，改编成电影《渊子崖保卫战》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改编成历史剧情片《大火种》的《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还有《中国驱逐舰备忘录》《支书与他的村庄：中国城中村失地农民生存报告》《见证：中国乡村红色群落传奇》《槌下硝烟：中国拍卖全景写真》《中国本色：关于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红色文化的思考》《烈火芳菲》等。他历时14年精心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靠山》，50多万字的体量，故事起始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初，终正于解放战争胜利之际。它以全景式的宏大场面和个体生命的微观呈现构建了纪实文学的独特艺术魅力，是一部展现中华民族同仇敌汽、抗击外来侵略的史诗性作品，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辉煌历程的真实记录，是向建党百年献礼、向人民致敬的倾情厚重之作，具有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与艺术感染力，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就是江山”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此书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21年度“中国好书”，甫一出版就备受关注，好评如潮，《人民文学》原主编、著名作家施战军高度评价道：《靠山》犹如一个绵延的巨大山脉，是革命的脉，是一个政党的脉，也是文学的脉。他说，这部书不仅代表了铁流创作的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代表了我们主题创作在今天所能达到的高度。
红色文学的传承书写
铁流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书中那些惨烈的战争就发生在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那些鲜活的人物就是他的父老乡亲，他的身上葆有沂蒙山区百姓那种忠勇和血性。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12年的斗争中，在八百里沂蒙发生了大大小小4000多次战斗，10万将士献出了生命。当时仅有420万人口的根据地，就有20多万人参军，120万人支前。铁流家乡的上空曾经有遮天蔽日的敌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他脚下的土地曾经被战火烧焦尸横遍野。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作家，面对这样沉重的历史，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不著一字呢？这是历史留给他的挥之不去的阴霾和剧痛，也是生活馈赠的珍贵史料和创作素材，更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召唤。他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次非同寻常的写作，这部作品可以视为他对那段历史的深情回望，是他献给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的报答之作。
在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许多作家用他们的作品保留了大量战争年代的集体记忆，成为当代文学史册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都成为红色文学的经典，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对当代作家的创作产生重要和积极影响。浩然的《车轮滚滚》描写支前民工的故事，从侧面展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王树增的《淮海战役》全景式地展现了淮海战役的过程，史料丰富、细节生动；徐贵祥荣获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历史的天空》以宏大叙事展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斗争。“红嫂”的故事广为传颂，反映这段史实的文学作品有著名作家刘知侠的《沂蒙山的故事》，书中“张大娘”的原型即支前英模明德英，她用乳汁救活受伤昏迷的八路军战士庄新民。在她的精心救治下，庄新民重返战场。又如沂蒙红嫂祖秀莲救治八路军战士郭伍士的故事被改编成芭蕾舞剧《沂蒙颂》和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为亲人熬鸡汤》，再如诞生于1940年抗战时期的民歌《反对黄沙会》1953年被修改记谱，将抗日主题改为赞美家乡，并增加两段全新歌词，更名为《沂蒙山小调》。这些耳熟能详的故事影响了铁流，他的《一个村庄的抗战血书》就是以发生在他的家乡莒南县渊子崖村的浴血奋战为蓝本创作的报告文学，此役被毛泽东称赞为抗日战争村自卫战的典范，罗荣桓元帅认为完全有资格写进历史和军史，这些内容在《靠山》中有浓墨重彩的书写。铁流从红色经典中汲取了文学养分和精神力量，凭借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红色文化的深刻理解，创作了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水准的《靠山》。
记录和保留历史是红色文学作家的使命所在，《靠山》全景式还原宏大的历史面貌，反映大时代背景下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及人性的光芒，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历史提供丰富生动的资料，这是铁流的创作初衷之一。铁流的创作得益于艰苦细致的田野调查，以《靠山》为例，自2007年3月起到2021年成书，历经14年，他对20世纪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支前活动的亲历者及其后人进行详细走访与记录，足迹遍布山东、湖南、河南、河北、江西、陕北、江苏等地，记录笔记上千万字，搜集资料字数上亿，在查阅各类文献及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采访人物及口述资料逐一与相关历史记录对比整合。铁流把大量零散的资料进行整合、归纳，力求真实全面地呈现历史原貌，很多史料、情节和场面都是第一次披露，具有极高的史学研究价值。从书中部分现场采访的照片来看，铁流的采访是深入细致的，他和烈士后人的交流，不仅仅是搜集资料的需要，更是彼此感情的融合，他把深情厚意融入写作中，才有了这部直击人心的作品。历史的云烟虽已散去却并不遥远，当事人的年迈过世，青年群体与红色经典的疏离以及历史知识的匮乏，让铁流意识到这种抢救式发掘刻不容缓，铁流的贡献正在于此。他用《靠山》展现了时代风云的宏阔，个体命运的幽微，将抽象的历史进程转化为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和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转化成可感知的历史记忆，使得这部作品成为历史传承与民族记忆的载体。历史是客观存在，如果没有强烈的家国情怀，没有作家的使命感，耗费漫长的14年光阴来完成一部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靠山》是一次传承红色文学的创作实践，是为人民立传、向红色文学致敬的力作。
在此不得不提到《靠山》前面的一段《辅文》，只几句话，作者单列出来，我以为自有深意：
虚构的东西，远远没有现实生活精彩。真实的事件，往往更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历史的长卷中，有无数的画面，都值得今天乃至明天的人们去不断追忆和怀念。
这段话至少有三层含义：一、强调了生活的精彩和真实的力量。就创作本身而言，真实是纪实文学的根基，是报告文学的美学追求，是虚构作品无可比拟的独特优势。真实还原历史，深刻揭示其背后的真相是纪实文学创作的首要原则。二、指出了纪实文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历史不能忘记，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曾经倡导的奉献、牺牲、理想主义等价值观不但不会过时，相反，在物质丰裕的今天更具深刻的现实意义。三、表明了作家的使命和担当。记录和追忆历史长卷中的鲜活形象和动人故事是作家义不容辞的使命，在当下五花八门的文学创作实践中，红色经典叙事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弘扬，这段话是铁流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就是要铭记历史、对镜现实、启迪心灵，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部作品的路径。
创作手法的丰富多元
红色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真实记录了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历史提供了生动、丰富的资料，它丰富了中国文学的题材、主题和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学流派和传统，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当代红色文学在新时代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就要求作家以不同视角和方式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在创作理念和手法上求新求变，创作出主题深刻、内涵丰富、形象饱满、手法多样的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质量红色文学作品，以史诗的形式与品格书写中华民族奋斗史。
不能不说，部分早期红色文学作品在艺术手法上较为传统，侧重于写实和叙事，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受到限制，作品缺少艺术表现力和创新性。在塑造人物上的“高大全”模式消解了人物心灵世界的复杂性，将英雄人物刻画得过于完美，人物的多面性和丰富性没有得到充分展现，缺少立体感和真实感。《靠山》在继承红色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以宏大的叙事结构、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细腻的心理描写和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弘扬了红色文学的魅力。在艺术性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既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述和英雄人物的塑造，也开始聚焦于大时代背景下的个体生命呈现。
为了突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主题，作者没有把主要笔墨放置在正面战场上，而是突出了军民的血肉联系。《靠山》的主人公不是所谓的完美无瑕的英雄，而是普通老百姓，人物塑造的方法并不复杂，而是用典型事例来体现人物内心世界。被称作“沂蒙母亲”的王换于，为八路军抚养孩子，她的孙子先后因饥饿和疾病夭折。看着孙子瘦得可怜，于泮急得直躁脚，让王换于告诉两个儿媳，让她们给孙子吃几口奶。王换于并非不心疼自己的孙子，她认为，八路军是为了老百姓牺牲的，他们的孩子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要给他们留下后代。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张大妮身上。孩子饿得直哭，婆婆想给患病的孙子吃一口杂粮饭，大妮子带着哭音道：“娘，这粮食是政府给俺吃了好下奶的，俺不能让他跟着俺吃。”于泮和张大妮婆婆的表现实属人之常情，这样塑造的人物形象不但没有削弱形象蕴含的意义，相反，使之更加饱满、真实、感人。正因为于泮和张大妮婆婆的衬托，才让王换于和张大妮的形象更加突出。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靠的是生活细节，如实写出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才能让人物有血有肉，有情有义。
在“姑嫂除奸”一节亦是如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叛徒出卖，山东各地党组织遭到重创，大量共产党人被捕、牺牲。傅玉真得知丈夫丁维尊成了叛徒，组织上要派人来除掉他，心里五味杂陈。当听说除奸队员张英找她时，傅玉真的心里像响过“一声炸雷”，但她还是亲手给丈夫炒了几个菜。张英告诉她：组织上决定今天晚上就动手。而傅玉真伤心欲绝地对嫂子李淑秀说：组织上说今晚要送他走。“动手”和“送走”感情色彩迥然不同，作者没有简单地处理傅玉真和李淑秀大义灭亲的行动，而是很好把握了人物的心理活动，突出了傅玉真内心的冲突，使这一形象立体又饱满。
再如，王换于的儿媳张淑贞为了让妇女给八路军缝衣做军鞋，挨家挨户动员，把灰布留下来，老百姓害怕遭到报复，人心惶惶，一些人甚至不敢与八路军接触，到了半夜就有人把布匹隔着墙扔进于家的院子。这些平民百姓身上表现出来的怯懦是白色恐怖下小人物真实心态的自然流露，在以往的红色文学创作中似不多见。
在《靠山》中，老百姓对军队的支持是重中之重，兵爽频仍，民不聊生，人民群众深受战争的重创，做出了巨大牺牲，许多人甚至献出了生命，这些沉痛的记忆不应该成为写作回避的禁忌。孟良圖战役时，部队渡过汶河，李桂芳和32个姐妹扛起木板，跳进冰冷的河水中搭起人桥，一个团的兵力从她们的肩上顺利通过。搭人桥的妇女，有的来了月经，有的正发着高烧，后来落下了不同程度的疾病。凤兰落下了腰病，腰疼几乎陪伴了她一生；刘曰梅从此病恢的，去世时还不到30岁；红梅落下了病根儿，后来一直没能有孩子。被陈毅司令称赞为“我们真正的巾帼英雄”的运粮队队长朱永兰在支前中留下痛经、关节炎等病痛，脚后跟也结成了硬块，每到冬天，裂口深可见骨。她晚年生活拮据，在外面摆地摊，可从来没有忘记每个月该交的党费在讴歌这些妇女支前的伟大壮举时，披露她们做出的巨大牺牲，这不仅显示了她们的崇高品质，更是红色文学崇尚真实创作原则的需要。《靠山》人物众多，从领袖到平民，各具特色，注重在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拓方面下功夫，塑造了众多让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为丰富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做出了贡献，也让《靠山》跻身中国红色文学谱系中的佳作。
文艺评论家陈冬梅在《个人微观史叙事的渺小与广大—当代文学中的“大历史”与“小叙事"》中认为：微观史叙事通过对个体经验的聚焦，以局部之“小”窥见整体之“大”；而宏观历史则通过提供结构性框架，赋予个体经验以历史纵深。作家们以“显微镜”凝视个体命运，却借由个体的挣扎与觉醒，映射出时代巨轮下的社会肌理与人性光谱。《靠山》正是这种“以局部之‘小’窥见整体之‘大'”理念的一次实践。
《靠山》的特色还体现在结构上。作为5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如何谋篇布局？开篇从何说起？在引子《苏区干部好作风》中，最先出场的人物是长兴县普通农妇刘长秀，接着就写到军队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在这里，“兵”和“民”像家人一样聊天。这一节写到了农民分到土地，有房住，有粮吃，他们参加扫盲班，泥腿子当了官，在生活上和政治上都翻了身。刘长秀的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红军，牺牲在战场上。谢昌宝是苏区干部的基层代表，为了给刘长秀的女儿治病，他上山采药被毒蛇咬伤不得不砍去了脚趾。毛泽东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了刘长秀，谢宝昌后来受到表彰，由此可见，在引子有限的篇幅里，已经把军民血浓于水的关系做了表达，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引子之外共有6章计36节，围绕长征、地下斗争、抗战、淮海战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且关系错综复杂，事件跌宕曲折，铁流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叙事上有停留、勾连，结构上有回溯、贯通，全书多线交错却能脉络清晰，前后呼应，可见作者剪辑和取舍的功力。
除了作者的叙述视角外，《靠山》还借助多种叙述视角展现史实，如人物的口述笔录，余修记录了自己在1929年初离开济南赶赴青岛时的情景，人们通过辛锐在山洞里写下的信件了解到她生命最后20个日日夜夜的情形，陈若克在沂水城日军宪兵队壮烈牺牲，当年被关押在此的八路军战士陈曙现的回忆呈现了牢狱中恶劣的环境。即墨县时年17岁的李健人晚年时的回忆文字提供了他跟随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具体情节。另外还有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被俘后写下的文字，述说了亲眼所见的老百姓和解放军亲如一家人的情景，有不解又有反思。一个被俘日军的日记有这样一段话：渊子崖的妇女个个能杀，都是拼命三郎。日本联队长坂田在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仍然觉得我的对手不可思议，他们只是一群农民呀！这是我军对华作战中遇上的最顽强的平民。这些资料的引用真实生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又避免了单一视角造成的叙事缺陷。
作者善于用物缀连故事，推动情节的发展。刘淑芬临别时送给未婚夫文童的信物耳环，春秀送给丈夫谢志坚的那双草鞋，柿子树下是烈士辛锐的坟莹，红军女战士给朱徐氏（徐解秀）留下的半截被子引发的故事，唐和恩的小竹棍刻下了他的支前记忆，还有李声亮送红军过河的船，红军战士留给林观雷的几块银元，王换于保存的《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这些重要的道具都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尤其是围绕保护粮食，勾连了一系列感人至深的故事，渊子崖村民起草的摁满手印的血书，马大宝被活活烧死也没有说出粮食藏在哪里，林凡义拍着胸脯许下保证：“渊子崖就是咱八路军的粮仓，我们的肚皮就是饿得贴到后脊梁上了，也要想办法让你们吃饱肚子打鬼子！”
一些史料的展示，如毛泽东的《红军宣言书》和《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陈毅的诗《鲁南大捷》，红军传唱的《长征歌》，歌曲《渊子崖抗日之歌》《当兵的把仇报》《妇女解放歌》，顺口溜《金豆豆银豆豆》以及歌谣、快板、当事人留下的书信和回忆录，保留下来的珍贵的影印文献资料等等，既强化了历史的真实，又提高了作品的文学品位。沂蒙地区方言的使用，凸显了地域特色，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部分标题特色鲜明，形成了文本独特的风格，如《苏区干部好作风》《江上穿呀穿梭忙》《映山红开满山》《柿子又红了》《桃棵子山下桃棵子村》《队伍从她们肩上过》《抬着担架上前线》等等，与全书朴实自然的文风相得益彰，极具年代感。
虚实兼容的美学追求
虚与实是报告文学创作中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也是存在较大争议的话题。在持续不断的争议中，不能虚构的声音一直占据主导，如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徐迟曾说：“报告文学要写得真实。真实是它的生命。”他认为虚构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根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丁晓原认为，报告文学是“真实的艺术”，真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重要标志，虚构违背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和创作原则。
《靠山》是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同属非虚构范畴，但二者在虚构方面稍有不同。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均强调以真实事件为基础，注重对事件或人物的真实呈现，但是纪实文学允许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文学技巧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可读性，报告文学排斥虚构，即便虚构也表现得极为克制。在写作手法上，纪实文学比报告文学更灵活多样，可以运用小说的叙事技巧，如设置悬念、安排情节、刻画人物等，还可以融入作者的个人情感，使作品更具文学质地和思想深度。
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名非虚构作家梁鸿看来，非虚构文学中的“真实”通常指的是“物理真实”，即真实发生的事件，真实存在的人，但是，这不是非虚构文学的全部，或者说，这不是非虚构文学“真实”的全部。非虚构文学不能局限于“物理真实”本身，而要试图去呈现真实里面更细微、更深远的东西，这是一个没有穷尽的空间。她认为，“真实”并非指“是这样”，它更指向“我看到的是这样”。所以，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是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作者最终呈现出的都是自己认识世界的一个图式，其中包含着作者本人的偏见、立场。这里所指的“虚构”并非毫无事实根据的无中生有和夸大其词，而是文学创作手法的应用，无论报告文学还是纪实文学，都可以在恪守真实原则的前提下适度使用文学手法。比如《靠山》中有以下两段文字：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抬头凝视着远方，远处的山峦、树木，黑幽幽的，近处的在月下轮廓还隐约可见…
晚上躺在炕上刚刚入睡，春秀就会在梦里笑 吟吟地款款走来，声声叫着哥哥，一下子就把谢志坚叫醒了。
这两段描述运用的便是文学手法，虽带有虚构成分，然而是在合理想象的框架之内，与作品纪实性并不相悖，反而显现了二者的相辅相成，足以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又如：
虽然立春已在眼前了，可寒冷还没有一点要退却的意思，阴沉的天气，好像给济南这座暗藏着杀机的城市增添了几分寒气…随着春节的临近，商铺门前还是冷冷清清的，门前的幌子在寒风中单调地飘动着。
往日透着寒气的汶河水开始荡漾着暖意，山峦倒映在水里，也是清晰可见。对面鸡太山上那片果树呢，桃花已经映红了半个山坡，梨花白得像一片雪。大自然往往是美好的，可是当战争降临的时候，它又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了。
这些文字情景交融，画面感很强，并非可有可无的写景状物，它们既是自然环境的描写，又是社会环境的折射，不仅起到烘托气氛、衬托人物心情的作用，还具备了暗示时代背景等作用，也包含着作家本人的感情色彩。
后来人们发现，被烧焦了的林凡华最后也没有倒下。尸体被抬走时，墙面上竟有一个清晰的人影。
于翠兰嘴角动了一下，头一歪，再没有一点声息，那双美丽的丹凤眼还睁得大大的，留在眼角上的那颗晶莹泪珠跌落在被炮弹炸翻的土堆里。
这样表现力极强的文字在书中比比皆是，通过对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心理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使人物形象鲜活生动，兼备了文学性和纪实性，有很强的画面感和震撼力，使作品的成色更丰富，更饱满。在阅读中，“艺术的真实”已经悄然进入读者的审美体验中，读者甚至无法或者无须清晰地分辨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这正是纪实文学的优势所在。在虚与实的处理上，作家铁流在他的《靠山》中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通过对情境、细节或事件过程进行精准的描述和再现，通过对人物的采访和记录，对真实的深入挖掘，展现出历史事件背后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体验。
毫无疑问，《靠山》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坚持写实和虚构的高度契合原则。作者在最大限度地接近真实，确保作品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同时，调动多种文学手法，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和感染力，很好地把握了虚构和非虚构的尺度。
在《靠山》中，沂蒙山区的老百姓是主角，是靠山的化身，他们男女老少齐上阵，不仅支前，还投身到惨烈的战役中，以有力的支援和巨大的牺牲推动了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谱写了一部荡气回肠的英雄交响曲。作者从大量丰富的素材中选取最具代表性、最能反映主题的典型事例和细节进行描写，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更具表现力。刘亚楼的警卫员谢志坚和未婚妻春秀、苟大爷女儿山花之间的情感故事感人至深；傅书堂本人和他家人的遭遇让人晞嘘不已，傅玉真和李淑秀姑嫂除奸的大义灭亲令人感佩；莱芜县委书记刘仲莹隐藏在山洞里，刘老汉夜间给他送吃的，在回家路上跌进深沟里不幸身亡，老人的女儿春芳继续照料刘仲莹；王瑞兰在给辛锐送饭的路上由于饥饿晕倒在路边，被冻伤。大青山突围战中辛锐牺牲，瑞兰用大红被子包裹辛锐的尸体，那是她的嫁妆，从没舍得盖过；被毛泽东称赞为“白区的红心女战士、无产阶级的贤妻良母”的陈少敏，和任国桢、涂正坤之间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充满世事变幻、悲欢离合；陈若克、辛锐、甄磊、刘云等一大批女战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在书中有详尽的表述。除了明德英、王换于、徐解秀，李桂芳、祖秀莲、董力生、戎冠秀等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外，作者还塑造了众多英雄群像。老百姓为了帮助解放军渡过于都河搭建浮桥，有人把门板、床板，甚至瓜棚都卸下来，有一位老农把自己做棺材的寿材板都拿了出来；华氏兄弟17人种下松树，相约战争胜利回来相聚，却没有一个活着回来；农民杨显荣8个儿子全部参加红军，老两口再也没有见过他们……《靠山》注重发现素材中的故事元素，如人物的矛盾冲突、事件的跌宕起伏变化等，通过对这些元素的整合和呈现，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充分表现了军民之间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很好地诠释了“人民是靠山”的主题。
书中还有大量数据，既全面又精确，如：
据统计，仅沂南县就有181名革命后代被当地妇女抚养，胶东育儿所10年间养育的1223名孩子无一伤亡。胶东区牟海县（今威海市乳山），300多十几岁、30岁左右的已婚妇女，为八路军抚养了1200多个乳儿，全部都健康地活了下来。
在举世瞩目的这场战役中，民众共出动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余辆，牲畜76万余头，挑子55000副、船只8500艘，支援粮食96000万斤。待战争结束后，竟还剩下52524万斤粮食。
这次庞大的支前，仅山东解放区，就发动了218.3万民工，小车33.3万辆，担架5.2万副，挑子19.2万副，牲畜17.9万头，食油72.7万斤，食盐83.9万斤，猪肉136.2万斤，白糖1100斤，咸鱼7544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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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数字是冰冷的，《靠山》中使用大量的统计数据，意欲让读者思考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的巨大代价和牺牲，这些数字因其雄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不再冰冷。
结语
《靠山》是笔者去年四月来到青岛后阅读的第一本书，而动笔写下此文却是一年之后。回忆阅读这本书时的感受，至今依然能真切地感受到它带给我的心灵震撼。阅读《靠山》，如同走进一段腥风血雨的历史，置身烽火连天的战场，感受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作为和铁流同时代的作家，《靠山》的阅读对我而言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唤起了埋伏心底的诸多回忆，引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我曾为撰写烈士传记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郎岱镇，在烈士故居采访他的后人时感慨万千；当我站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的烈士塑像前突然听到大喇叭里播放的《国际歌》激越的旋律时不禁泪流满面；我在夜色中徘徊于上海华山路的街头，发现当年烈士被捕的旧址海格里已被流光溢彩、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取代而无处寻觅，不禁想：这熙攘往来的人们是否有人知道那个千里迢迢投身革命来到上海的贵州青年？我多次驾车在江苏徐州和山东青岛之间往返，当我在高速公路的指示牌上看到“马牧池”三个字的时候，突然想到《靠山》中那个叫明德英的红嫂；当我在青岛西海岸新区的住所里打开电脑撰写此文时，窗外是春光明媚的四月天，我不禁联想到书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那些阴云笼罩下的至暗时刻。阅读《靠山》，不禁联想起我的采访经历和我那本《信仰的力量》一书的部分章节，我常常被《靠山》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深深打动。著名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到淮海战役主战场徐州进行实地考察，称赞500多万名民工为解放军织起的强大补给线是“人类战争史的一个伟大的奇迹。”陈毅元帅说：“沂蒙山人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1921—1949年是一段可歌可泣的非常时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革命历史，可是，当笔者在一个街头随机采访的短视频里看到被采访的年轻人居然不知道“九一八”是什么日子，他们对历史的茫然无知让我震惊，心痛不已。
最后我想说的是，铁流历时十余年精心打造的长篇纪实文学《靠山》是一部具有很高社会价值、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著作，在创作手法等诸多方面的探索值得深入研究。在文学创作中，形象永远大于思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人对《靠山》的解读充其量不过是一次管中窥豹的自我言说。我相信，在价值观多元的今天，在焦虑和浮躁泛滥的当下，在汗牛充栋的书海中，更能彰显《靠山》在精神引领和价值重构方面的贡献，它将被越来越多的业界人士和读者发现、认识并接纳，成为红色文学创作的有益借鉴和重要范本。
（作者单位：江苏省沛县作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