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武汉大学韩晗同志的新著《革故维新：科学观念与20世纪前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下简称《革故维新》，三联书店2025年版）一书，内容丰富，体系完备，主要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读罢颇令我感慨。作为“五四”的旗帜之一，“科学”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它指引着“五四”以降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重要方向。从某种重要意义观之，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科学牵引的结果，“民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还不如“科学”。

究其原因，如果将民主与科学同时放在观念的层面上比较，则不难看出，民主在古代中国便早已有之。尽管古代中国的朴素民主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民主观念有差异，但其本质上有相通之处，这也是萧公权先生所言之“内源的现代性”。我国古代在医药、冶炼、纺织等技术领域的突破，都包含着对自然本质的思考与规律的归纳，但其发展未脱离技术应用的框架，未形成独立的科学理论体系。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很发达，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李约瑟所言之“近代科学”，其实并不准确，这里所说的应当是“科学观念”，即从器物之学——技术，上升到观念之学——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观念。

根据教科书的定义，所谓科学观念，指的是在理解科学概念、规律、原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客观事物的总体认识，其基础不只是技术，而是包括一整套依托常识、逻辑与客观规律而形成的知识体系。西方的科学观念，源自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与阿基米德等古希腊数学家、物理学家的探索。以今人的眼光观之，他们是一群理论家，因为他们没有实验室，也缺乏先进的工具，无法成为技术能手，更多的是对于世界自然规律的思考。当然，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探索被后世证明是错误的，如古希腊天文学家克劳狄乌斯·托勒密在公元二世纪提出的“地心说”。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科学观念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无法成为否定他们探索世界运行规律的理由。

不言而喻，科学观念之于中国，是外源的产物。作为人类基于自身认识不断探索世界运行规律，从而提高自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能力的重要意识形态，在人类漫长的封建时期，科学观念一度被雪藏、压制，但随着文艺复兴特别是全球化运动兴起，科学观念又重新受到重视，并随着全球化进程传入中国，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动力与现代文化知识体系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