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围绕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日益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维度。发达经济体推动制造业回流、强化技术壁垒、重塑供应链体系的趋势不断加速，全球产业格局正在从“大分工时代”迈向“安全与效率并重的新阶段”。对我国这样一个产业体系完备、开放度高的大国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由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跃升的重大机遇。

在我国新一轮发展规划中，提升产业链韧性、塑造新的竞争优势、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已成为关系未来发展的战略任务。基于此，清晰认识外部变化趋势、把握产业链的新矛盾新机遇，并探索适应未来竞争的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球再工业化提速下的产业链压力与调整窗口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推出再工业化计划，通过财政补贴、绿色技术基金、供应链安全协议和本地化激励措施，力图吸引关键行业回流。例如，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明确对本土半导体制造提供高额补贴，并附带严格的供应链安全审查要求；欧盟则以《关键原材料法案》和《净零工业法案》加速布局绿色制造与战略资源本地化。这些政策共同推动高端制造出现新的区域集聚，全球产业链“结构重心”随之加快迁移。

在这一过程中，部分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价格和资源要素优势加速承接中低端产能。例如，越南在电子组装环节的出口规模过去五年增长显著，印度在手机制造的全球份额不断提升，使全球产业体系的竞争层级更加多元。我国产业链原有的成本优势受到挤压，部分中低端产品面临被替代风险。

与此同时，我国产业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也受到新的制度规范冲击。上游关键材料、核心软件和高端设备等领域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外部依赖，一旦全球规则调整，如绿色标准、供应链可追溯制度、敏感技术管控等发生变化，就可能迅速放大“卡点风险”。以光伏产业链为例，一些国家引入“碳足迹标准”和供应链来源审查，使得企业不仅要面对技术竞争，还要适应更加严格的非市场性规则。又如，在汽车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中，部分关键芯片和基础软件体系尚需进一步提升自主供给能力。

值得关注的是，在压力不断显现的同时，新质生产力的加快形成也为产业链重塑创造了新的窗口。技术变革推动生产方式深刻改变，新模式创新促进生产组织方式重构，而场景驱动能力则为企业提供快速迭代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