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在松涛湖畔。那时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嶙峋的肩胛骨在病号服下像两片即将折断的翅膀。医生说最多还有三个月，他却坚持要再去露营一次。“就我们两个人，”他说话时气管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像风吹过枯草的动静，“像从前那样。”

现在，父亲去世整一年，我又回到了这里。后备箱里放着那顶褪色的蓝色帐篷，是他三十五岁生日时买的，帆布上还有那年夏天雷雨留下的淡淡水渍。副驾驶座位上摆着他的旧登山包，我今早从储藏室翻出来时，里面掉出一把瑞士军刀和半盒受潮的火柴。

松涛湖比记忆中要小。下午四点的阳光斜斜地铺在水面上，将整个湖泊变成一块晃动的镜子。我停好车，站在湖边深吸一口气，混着松脂、潮湿的泥土和某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香气。十二岁那年，父亲曾告诉我这种花的名字，现在我忘了，就像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许多事情。

搭帐篷时我的手指笨拙得像两根木棍。帆布在我手中沉重而陌生。当我终于把最后一根地钉敲进土里时，太阳已经西沉，湖面泛起一层淡紫色的雾气。我坐在折叠椅上，打开父亲留下的保温瓶，内胆挂着的咖啡渍，飘出一缕似曾相识的香气。

十岁那年夏天，父亲第一次带我来这里露营。他教我如何用松针引火，如何在火柴熄灭前点燃干燥的桦树皮。“火是有生命的，”他当时说，火光在他镜片上跳动，“你要学会和它对话。”那天晚上，他指着星空教我辨认北斗七星。“看那勺柄上的第二颗星，”他的手指在黑暗中画出一道看不见的线，“它其实是个双星系统，两颗星星互相环绕，就像……”

他没有说完。现在我知道了——就像我们。

我往火堆里添了几根树枝，火星噼啪作响，升腾而起，在暮色中画出转瞬即逝的轨迹。远处传来潜鸟的叫声，凄清而悠长。父亲曾说那是孤独的声音，因为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夜色完全降临后，我拿出带来的三明治，却发现毫无食欲。湖水轻轻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节奏均匀如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