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深陷民族危机与社会20 转型的双重浪潮，其音乐文化在此背景下呈现出多元交织的生态格局。救亡歌咏运动以激昂旋律凝聚全民抗战意志，专业音乐教育与创作致力于构建中国现代音乐体系，都市流行音乐折射现代性消费文化的逻辑，传统音乐则在向西方文化冲击中探寻自身的当代形态。在这一丰富的音乐图景中，上海精武体育会的音乐活动以其独特的实践路径脱穎而出一一它既不同于救亡歌咏依托政治动员的使命指向，也不同于专业音乐创作那般聚焦艺术本体，而是秉持“体育救国"理念，将音乐与武术、体操等身体训练紧密结合，开创了“体一音”融合的音乐文化实践模式，成为彼时上海音乐生态结构中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上海精武体育会（以下简称“精武会"）成立于1910年，由霍元甲创立，以“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理念为宗旨，初期以武术技击为核心活动。1915年后，随着组织架构完善，逐步寻求“乃文乃武”的发展路径，将文学、游艺、音乐纳入活动体系，希望通过“身心双养”训练出体魄强健、精神昂扬的现代国民。长期以来，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多聚焦专业音乐团体、音乐家以及经典作品，强调音乐本体的艺术价值及专业审美，而较少针对非专业音乐群体为实践活动主体的对象。精武会以实用功能为开展实践活动的导向，以音乐规训身体、塑造国民，将音乐作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工具，不仅拓宽了音乐的社会功能边界，更展现了社团组织在文化实践中的独特潜力。综上，对精武会音乐活动的研究，既能填补学术中非专业音乐实践研究的部分空白，也可为近代中国“启蒙与救亡”语境中，音乐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精武会音乐活动的核心理念

精武会的音乐活动并非偶然之举，而是组织理念和时代需求的产物。1917年，时任会长陈公哲、卢炜昌为扩充服务范围，在原有技击科基础上增设“兵操、文学、游艺"三部，其中游艺部首次将音乐纳入，细分为京乐、粤乐、沪乐、西乐四个班型，标志着音乐正式成为精武会活动的组成部分。此时的音乐活动仍依附于游艺部，主要服务于武术训练与集体仪式，如在兵操表演中以军乐伴奏强化节奏，在会员集会前以合唱凝聚精神等。①

20世纪30年代，音乐活动更为制度化完善。音乐科从游艺部脱离，科长职位上调至理事会，与游艺科长同级，专门统筹音乐教学、演出与管理事务，这使得音乐实践脱离“附属娱乐"定位，成为与武术、体操并行的核心活动，形成“体一音"融合的训练体系。即便在1937年上海沦陷的社会背景下，精武会会员人数仍从战前2000人增至6000余人，音乐科活动更趋活跃。不仅举办京乐、粤乐、沪乐表演，还联合先施剧社、中西女学国乐组③等外部团体，开展70余人合奏的音乐联欢活动，创下当时音乐界的空前壮举，可见其音乐实践的凝聚力与感染力。

在此背景下，精武会音乐活动的核心始终围绕“体育救国”与“国民塑造”展开，将音乐服务于现实诉求，这一理念体现为三重目标。

第一重目标是以乐辅武，实现身体规训。精武会认为，武术训练若缺乏精神引导易滋生戾气，而音乐具有“陶情淑性”“调节血气"的作用。因此，会员在习武之余需修习至少一种乐器，通过音乐训练调节呼吸节奏，如丝竹乐的舒缓旋律能平复武者情绪，军乐的规整节奏可规范队列动作，实现“以乐辅武”的身心协同。

第二重目标是凝聚集体精神。精武会的音乐活动以集体形式为主，无论是大合唱、军乐合奏，还是粵乐丝竹合奏，均强调个体在集体中的融合。如会歌《精武颂》中“大家齐努力，发扬精武式卫国魂”“百练此身为钢铁，任你威武不能屈”等歌词强调以“爱国、修身”为核心④，通过齐唱强化会员的集体认同感；军乐队在游行、庆典中的演奏，以整齐的节奏与昂扬的气势传递组织精神，塑造“纪律严明”的集体形象。这种去个人化的实践，与专业音乐培养对个人才华的推崇形成鲜明对比，更接近于一种社会动员的仪式。

第三重自标是建立民族文化的深刻认同。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精武会将音乐作为民族主义传播的载体。一方面，借鉴西方军乐与合唱的组织形式，但从内容上赋予其“强国强种”的精神内核，如会歌中的歌词“尚武精神振国魂”凸显强国意志，以及军乐演奏中传递出昂扬斗志的精神；另一方面，精武会注重植根本土，大力推广粤乐等民族音乐形式。例如，其成员吕文成对二胡进行改革创制出高胡的乐器改良，司徒梦岩开创了小提琴与广东丝竹合奏新形式的演奏创新等，这些探索超越了单纯的艺术形式革新，在中西合璧中深化了民族文化的根脉，有效强化了民族文化认同，使音乐成为基层社会表达民族主义的重要载体。

二、精武会音乐活动的独特实践形态

精武会的音乐活动围绕其功能性的核心，形成了非专业性、实用性、融合性、民族性与制度化兼具的独特形态，这些特征相互交织，使其区别于同时期的其他音乐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