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人类学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人类学界兴起阐的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学派。该学派推崇“文化的解释”等理念，反对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文化语法”观念，倡导将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置于平等对话地位的“写文化”视角。我国人类学者对民族志的书写范式有思考，如朱炳祥的“主体民族志"①、赵旭东的“线索民族志"②、张连海的"感官民族志"③等。面对民族志书写观的变化，民族音乐学家根据学科特质和实践经历，思考音乐民族志的书写。如杨民康提出“音乐文化本位模式分析法"④萧梅提出“体验的音声民族志”和“音乐表演民族志”等，其理论与方法直接揭示了音乐民族志的书写逻辑。

将音乐民族志的话语权归还给被研究者，是当代音乐实验民族志的学术追求之一。2023年，周凯模出版的《排瑶<歌堂>仪式音声阐释民族志》以下简称“排瑶”是国内仪式音乐阐释民族志领域的优秀成果。该书融合了民俗学、音乐学、思维学、阐释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视野，通过田野考察、案头写作、仪式描述及仪式音乐意义的解读，构建了从“个案描述”到“文化阐释"的“仪式音乐阐释民族志"研究范式，具备显著的理论意义及实际应用价值。

一、在宏观层面架构“仪式音声阐释民族志”的书写范式

《排瑶》由四个主体部分共八个章节及结语构成，以“身心在场"的“反身"逻辑，从“对他者阐释的再阐释"和“对自身阐释行为的再阐释”出发，借助“仪式中音声"理论、“互文性重构"以及三重关系的音乐与文化意义的阐释，遵循“实验民族志"的书写规则，通过“亲历的知”与“学理的知"的融会贯通，架构“仪式音声阐释民族志"的书写范式。本书不仅实现了仪式音乐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的突破，也对“非遗”时代传统文化的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拓展了“仪式中音声”的理论与方法

在仪式音乐领域，“音声"有效厘清了一般音乐与特定声音之间的关联，突破了音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曹本冶提出，在“研究者一被研究者”的“思想一行为"双重互动框架下，探究“信仰一仪式一音声”体系的结构关系及其意义，构建了“仪式中音声”理论与方法。《排瑶》的理论基础离不开曹氏理论。但作者将“仪式中音声”与“阐释民族志"方法在仪式研究中相互兼容，共同阐释音乐文化，这无疑是一种学术创新。作者将“仪式音声"定义为“有意义的仪式音响”，从而拓展了传统以“乐调”为主的音乐范畴，将仪式中所有有意义的“有音高组织”或“非音乐组织"的声响，甚至“无声的”音声均纳入研究范围。

作者首次将“仪式中音声"理论与中国传统乐学“商核"理论相结合，并运用思维学的“外显形式与内隐思维”辨识方法进行音乐学分析。作者将“歌堂”仪式中“有意义的仪式音响"分为“人声篇”和“器声篇”两部分，进行深入的阐释性音乐学分析。在“人声篇”中，作者采用“近信仰”与“远信仰”的双维模式，对“近信仰一远音乐”的人声形态进行多维度解析；而在“器声篇”中，作者则将“歌堂”仪式音声区分为“有音高组织"和“非音高组织”两种形态，从句法、调式、旋法结构等音乐形态学角度入手，深入剖析仪式音声的“外显形态与内隐思维”，最终形成了详尽的阐释文本。《排瑶》以中国传统乐学理论为基石，灵活运用思维学形态特征辨识及曹氏两极变量的分析思路，不仅是对“他者阐释”进行音乐学意义上的“文本重构”，更是一次跨学科研究的成功范例。

（二）架构了“行为—形态—意义”三重阐释的民族志书写范式

阐释人类学的使命在于深入探究异文化中的文化现象，构建“行动描写 + 意义阐释"互文的文化阐释模式。《排瑶》一书从阐释学知识生产的“反思与重构”出发，融合民俗学、音乐学和符号学理论，凭借“跨学科性”整合阐释思维，对“歌堂”仪式音声进行“文本重构”，形成“民俗学的音乐行为考察”“音乐学的音声形态分析"和“符号学的音声意义阐释"的三重书写范式，也是本书的创新之处。

在架构“民俗学的音声行为考察”中，作者将“歌堂”仪式的音声行为分为“口述篇"和“现场篇”两章进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