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苏东坡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也有一些因为恃才傲物所遭遇的灾难。他一生的三大事业，就是被贬到黄州、惠州以及海南岛的儋州。苏东坡自嘲的本领，也是天下第一的。我们看他的经历，九死一生，却都能够很宽心地度过。所以我时常讲，苏东坡的人生是豁达的，他这个豁达不是单纯的、呆呆的、天生的，而是他从生命经历当中，从学习和读书当中，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当中吸取到的很优秀的一些因素，造就了他个人的人格。当时的人觉得他有宰相之才，假如他不跟王安石起很大的冲突，假如他能够稍微收敛一点、能够改变一些想法，可能就可以拜相了。可是，他有一些坚守的原则，他坚守原则的方式，是他对人的关怀，对于自己的要求。

苏东坡是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出生的，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1101年8月24日），以中国的岁数算法是六十六虚岁。他二十岁虚岁就举进士，然后也做过一些小官，比较重要的一个经历是三十五岁到杭州做通判。之后他到山东密州去担任知州，又到徐州任知州，再去湖州当知州。他任湖州知州的时间很短，马上因为乌台诗案被抓，这影响了他的一生。

乌台诗案的结果，是他被贬黄州，这是他第一次遭贬。他在黄州停留了五年之久，一直到神宗皇帝晚年。神宗皇帝心里知道苏东坡是个人才，只是觉得他桀骜不驯，很不听话，难以驾驭。神宗虽然贬了苏东坡，可是心里头记得他，到晚年的时候，还想要把苏东坡调回来。但是官场复杂，有许多人嫉恨苏东坡，制造各种障碍。等到神宗皇帝过世，王安石的新法被废，司马光这批老臣回来了，苏东坡也就回到朝廷，一直做到翰林学士、尚书等。

与自己政见相近的朋友一起掌权之后，还是有不同的意见，以及党派斗争。苏东坡有自己的看法，并不愿意完全攀附司马光。人的性格影响行为，也影响交往的圈子。比如说，他的性格跟当时的大理学家程颐很不相同，两个人走不到一起。程颐比较严肃，受不了人家开玩笑，苏东坡则性格诙谐，随便乱讲话，随便嘲笑程颐是“鏖糟陂里叔孙通”。程颐的门人是后来整苏东坡的主要“打手”—你居然戏弄我的老师，我跟你没完！以苏轼大大咧咧的性格，这完全不是他预先能够想到的。苏东坡觉得朝廷很麻烦，一直希望能够调到外面去。所以他后来就调到杭州做太守。

之后他还在不同的地方做官，可是朝中斗争不断，他又被贬，基本上就没有回到京城去。一○九四年哲宗皇帝亲政，新党回朝，苏轼被贬到惠州，又从惠州被贬到儋州，到海南蛮荒之地去了。在他死前一年，哲宗升天，徽宗登基，施行了调和新旧的政策，把他从海南召回。他还蛮高兴的，终于活着离开海南。在回来的路途上，或许因为旅途劳累，或许是流放累积的宿疾，他到了江南就病倒了，一直拖着回到常州，在常州去世了。

“东坡”这个号是在他贬到黄州之后才有的，所以在一○八一年之前，也就是在他四十六岁以前，不叫苏东坡。我们后代尊敬他，称他为东坡先生，好像他生下来就叫苏东坡，其实不很恰当。苏东坡写过《东坡八首》组诗，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其中序里提到，他到黄州两年了，生活实在是很苦、很惨，积蓄都用完了。老朋友马正卿，觉得他连饭都没得吃，就到郡里申请了城东门外面的几十亩废地，让他像农民一样躬耕自足，其实是很差的坡地。第一年收成的麦子很好，他很高兴，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名号是浸润了血泪的。

二

从苏东坡的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人生志趣及心态的变化。他二十五岁的时候，写过一首我们比较熟悉的诗《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这首诗很有意思，他那时还很年轻，跟他弟弟离别的时候有一些感慨，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知道人生一定会遭遇挫折，生离死别也是无可避免的。苏轼基本上是一个儒家的信徒，他很入世，很想要做一些事情，很有抱负。可是他同时也很看得开，知道人生的经历有其因缘，不一定能符合自己的心愿。

他踏入政坛以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当然有些人说新法是进步的，反对新法的都是落后的、保守的。但苏轼经常讨论的是新法在执行过程当中，是不是影响了老百姓的生计，是不是执行方式过于鲁莽，甚至违背立法的初衷，这却是许多官僚不管的。王安石有长远的目标，认为即使有短期的困難，也不能改变大趋势。苏轼想得很具体，体恤民情。这是苏轼跟许多官员不同的地方，他关心新政执行中扰民的问题。政策改变过程中有人遭殃，那么，受难的百姓怎么处理，如何改善民生？一个好的当政者应该计划好改革的步骤，知道怎么处理具体情况，可是王安石管不住下面的这些官僚。王安石新法造成的问题，往往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可是历史是具体的人世展现，新政一旦执行不当，老百姓就首当其冲，受到伤害。苏轼总是觉得新政不太恰当，提出各种质疑，也就变成了阻碍变革的保守派。王安石觉得苏轼每次都来捣乱，苏轼既是当朝名士，奏章写得很好，逻辑也很清楚，作为绊脚石的危害性就大了。王安石受不了改革期间的扞格，苏轼也受不了当政者的压力，因此外调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方式。这是苏轼第一次去杭州当通判的背景。他在外服官，先是在杭州当通判，再到山东密州去当知州，然后又去了徐州，最后一路到湖州，都是当太守，好像官运亨通，其实中间一直潜伏着新政执行的党派冲突。

在杭州当通判的这段时间，苏轼写的诗特别多，而且都是一些我们熟悉的作品。他跟当时的杭州太守陈述古性格相投，意趣相合，这使得他在杭州为官的岁月十分惬意。后来陈述古离开杭州，苏东坡写了首《虞美人》词给他：“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弥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更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把杭州生活写得十分耽美，像是可以终老的温柔乡。苏轼早年只写诗，三十多岁以后才开始写词，可是他的词别有特色，反而是我们今天最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