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思勰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前期的《齐民要术》，是中国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农学著作，在世界农史上享有盛誉。此书系统地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中原地区农、林、牧、副、渔等领域的生产技术和实践经验，有“农业百科全书”之称。不拘泥于农学范畴，以我浅尝辄止的阅读体验而言，这部森罗万象的经典可以多侧面阅读，从科技文明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乃至民族心灵史等角度进入，也可以读出不同况味。比如，于科技文明史，本书成了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一大资料来源；在人文名物方面，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曾从这部南北朝时期的农书里，复原了诸多中古时期中国人文生活的细节，构建他的“中华名物学”研究；又如篠田统、田中静一等日本食物史家从中考证出中华饮食形态如何经由海上丝绸之路深刻影响了日本等，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部记录一个大时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农书，即便是吉光片羽，也必然会映照出那个历史时期的某些重要表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妨把《齐民要术》当作社会生活史文献来读，它所反映的魏晋时期我国北方某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很大程度上也折射了，在这个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的转型期中，中原人民聚居在“坞堡”（或称“坞壁”）这样一个特殊空间里，如何诗意安居的努力和智慧。

虚实“桃花源”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坞堡”“坞壁”让我不禁想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段中学时代烂熟于心的文字，讲述了一个乱世中的渔夫，在一次例行的出船捕鱼中走错了水路，被沿途开得鲜美妖艳的桃花林击中，失了魂魄似的一路穷追不舍，终于找到了神奇的光，遇见一个平展、广阔、坦荡的地域，一个生机勃勃而又富足安详的美丽世界—桃花源。自此，一千六百多年来，它一步一步走入中国人的心灵，进而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梦想中的家园，更成为精神史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哪一篇文章能像《桃花源记》一样对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产生如此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诚如沈从文所说：“全中国的读书人，大概从唐朝以来，命运中就注定了应读一篇《桃花源记》，因此把桃源当成一个洞天福地。”

只是桃源何处，是子虚乌有的梦幻还是真实的存在？抑或兼而有之？围绕这些问题，历来争论不休，更不乏好事者按图索骥，各种对号入座的“桃花源”众说纷纭又莫衷一是，给人留下无尽的悬想和迷思，充满神秘气息。

史学家陈寅恪曾在《清华学报》上发表《〈桃花源记〉旁证》（1936年1月，以下简称《旁证》），对这篇名文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他指出，《桃花源记》并非乌有之乡，而是现实的反映，乃是陶潜以西晋北方坞堡聚落的某种现实生活为素材，再以理想化加工写成。《旁证》非常有趣，虽是严谨史学论述，却有日本推理小说特有的解谜妙趣，结论极具颠覆性，论证却自成逻辑。从魏晋时期乱世避祸入山的普遍现象，到聚族而居的坞堡组织，再具体到檀山坞和皇天源，从皇天源所在地即是古之桃花林而推到桃花源，层层推演出这样一个论断：真正的桃花源在华北弘农、上洛一带而非南方武陵源；桃花源居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避的是苻坚之姚秦，而非始皇帝之嬴秦；文中纪实部分，乃是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随刘裕入关西征的左军之见闻写成，云云。

《旁证》思接千古，极具创意，最有趣的部分是将坞壁、坞堡这一魏晋乱世时期最常见的社会现象，与桃花源建立关联，予人无穷的想象，读来兴味盎然。“坞”是古代华北方言，据《故训汇纂》注释，“坞，小障也，壁垒也，里也，营居曰坞”，意为建在深山里兼具防卫与生产生活功能的聚落。坞壁、坞堡是乱世的产物，形成于汉末。中国历史上，每逢乱世民不聊生，集体逃入深山以避祸害恶政者屡见不鲜；或遭逢外族入侵等动乱，豪门大户亦难瓦全，为求安生必须率族自保自存。但以民间之力无以构筑城池高墙一类大型防卫设施，面对有组织、大规模的祸害，最佳办法就是尋找远离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利用天然地形的庇护构筑坞壁来维护安全。同时为了长期的繁衍生存，坞壁必须同时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如接近水源，有可供农业生产的耕地林地等。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板荡，祸乱纷起，北方豪族巨室为避战乱，举家迁居到险要地方筑堡安家，稼穑储藏繁衍生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线索也引起陈先生的极大研究兴趣。

《晋书》载：东晋义熙十三年（417），刘裕率师北伐，进攻洛阳、长安征讨姚秦，江东文人戴祚（字延之）随军从征勘察上洛、弘农一带的地形水文，著《西征记》二卷。此书亡佚，有关记录被郦道元收入《水经注·洛水》。如关于水源有云：“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所至之处。”有水源处，才为人烟提供生存可能，而“洛水又东，径檀山南。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俗谓之檀山坞”的见闻则透露出在偏离中心的边缘地带另有聚落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