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往往让我们误会，以为作者下笔之际毫无掩饰，也就最真实地记录了事、人，还有情。却忽略了毫无掩饰，也常流为毫不在乎、遗漏，甚至错记了不少信息。《谭献日记》中写到陈廷焯，已经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夏承焘日记》中也不例外。这就需要一番考订，但有时往往只能靠揣测。

陈廷焯一生僻处泰州，从未进入当时社会的主流，他的名望完全靠身后刊印的一部《白雨斋词话》获得。这部词话和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齐名，被称为近代三大词话。光绪二十年（1894），陈廷焯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由他的父亲陈壬龄亲自删定，几位亲近的朋友、门人协助的《白雨斋词话》八卷本刊印。但词话刚印出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陈家后人说，很多书当时就堆放在书房白雨斋里，陈廷焯的手稿也在里头。后来手稿被珍藏起来，那些书似乎没人过问。我专程去泰州探访陈氏旧居，白雨斋虽然早被别的单位占用，却并未拆除。我在外边徘徊许久，感慨这位不靠圈子，不靠平台，仅靠著作留名后世的词学家。

光绪二十四年（1898），谭献在四月十九日的日记里记下：丹徒友人李恩绶寄来了《白雨斋词话》。这一年，谭献不断重读这部词话，誉之为“人间精鉴”（七月廿六日），更一再叹惜“未得接席深谈”（十二月十六日）。这大概是《白雨斋词话》接受史上首次重要事件，毕竟作为词学家，尤其作为常州派词学家的谭献，地位摆在那里。但他却把这部词话记录作《白雨轩词话》，始终没有改正过，如此推许，竟连书名也记不准，毫不在乎的态度着实出人意料。而且十二月十六日那天，把陈廷焯的名字记作“陈丹崖孝廉”，不知何据。陈廷焯的岳父名王丹崖，我怀疑谭献大概是搞错了。

谭献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廿九日的日记里讲到，许增，就是那位以刊刻词集出名的榆园，来信说想刊刻诸家词话，谭献检出四种借给他，其中就有谭献一直那样叫的《白雨轩词话》。许增这桩事业未就，而《白雨斋词话》一直到一九二七年都没有再印过，逐渐觅之不易。那个时期《白雨斋词话》有过油印本，我在泰州图书馆见到过一种，是一九二六年春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校友会学艺部词曲研究会印的，内封面为任中敏题耑，可见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

《夏承焘日记》中自一九二七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六日，记录夏承焘一直在求购《白雨斋词话》。另外，《夏承焘致谢玉岑手札笺释》里，也有一封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一日写给钱名山的信札，说到此书“搜求未果”。这四年当中，《白雨斋词话》确实出了两个新版，夏承焘都未能及时得到。其一，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的日记说：“陈廷焯《白雨斋词话》闻有新印本。”这个传闻并不错，苏州中报馆一九二七年九月出版了嵇丹生（锦枫）校印的《词话汇刊》第一集，共收六种词话，《白雨斋词话》列为第一种，另外五种是《莲子居词话》《周济论词杂著》《冯煦词论》《谭献箧中词评话》《戈载词林正韵发凡》。这个刊印的思路倒是蛮接近许增和谭献的。《白雨斋词话》一函两册，铅排线装，可以单独出售，定价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