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一个自己所造之物的世界。只是对于传统西方思想来说，这些外物往往是作为他者在发挥着人类对自我、感知与世界的理解，并且两者间存在的主客体裂缝的焦虑与不安也自始至终贯穿其中。而对于中国传统士人群体而言，“物—我”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并且在这个造物所建构的世界中，个体也通过一系列与物的互动而得以融入其中。并非物對于人的异化，而是个体通过对其意义的创造与建构而将物置于自身在世处境中的一部分，二者融为一体，达到“齐物”以及“物我两忘”的精神与生活境界。

在学者李溪的专著《清物十志：文人之物的意义世界》中，作者选取了传统文人喜爱的十物，以此管窥与探索古代士人群体的生活、情感与精神世界。就如作者在“玩古”一章所指出的，现代西方知识体系所依赖的科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模糊、暧昧的人类经验与感知体验，通过定量与定性标准建立起一套完善且封闭的知识论大厦。在此基础上，所有传统经验与关于个体的认知都在其要求下削足适履地被重新切割与分类，由此才能符合现代科学知识的要求。而以这一标准来研究传统中国士人群体的生活与情感精神世界时，其有限性便会显露无遗。

这一在知识论上的局限，导致了现代西方哲学转向对个体经验、身体与存在的关注，而这也是李溪在《清物十志》中主要引用的西方理论框架，即以海德格尔“在世”理论以及其对艺术的理解作为理解中国传统文人之物的钥匙，从而发现其中别有洞天。区别于我与物之间的主客二分，传统中国士人对物的理解往往更加与自身相贴近，“文人之物事实上并不会是某一种‘物’，它只能是一种‘本真地存有的状态’，或称为一种‘事’”（页6）。而这一状态或“事”之所以能够成立，恰恰来自文人的想象与建构。

无论是作为用具的“几”“琴”与“杖”，还是作为建筑的“亭”、玩具的“石”以及像“煎茶”“种菜”这样的躬身实践，其之所以能够构成文人个体存在、生活以及情感和精神的在世处境，皆是因为它们经过一个转变，即“从‘用物’到‘意象’的变化”（页75）。原本作为工具的物，经过文人对其意义的引申、转化、隐喻以及再创造，使得它渐渐脱离工具性而变成一个空间，一处意义的世界，使得文人能够徜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