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早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说法，大约是关于民族主义之类的政治概念。不过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件艺术作品，一本著名的书，一首曲子，一幅画，甚至一个持久存在的广场或者雕塑，都会在世界上构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因为它们都有持续的受众，尤其是在语言、叙事中进进出出，被各种新闻、笔记洗礼过，担当过许多故事背景的一群“听说过它们的人”。

我想，音乐会现场的听众，也是这样一个共同体。

经过疫情期间两年左右的艺术大萧条，最近加拿大的各类音乐会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上演，我自己则充满甜蜜的烦恼，面对密布的演出信息陷入选择焦虑。也因为各式各样的音乐会空前密集，各种人群交集增加，不同经验就纷至沓来。比如有些场次的演出，居然有了乐章之间乱鼓掌的人。之前若干年，我在北美几乎从未见过这种现象，也几乎没有经历过音乐会上的不安静。

乐章之间的掌声，我个人不喜欢，但感觉也有点复杂。某些心胸宽阔的朋友说，乱鼓掌不是坏事，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来听，这不是音乐人群扩大的象征吗？ 我没那么乐观，不过扪心自問，掌声虽然惹人嫌，倒还不至于是洪水猛兽，但往往会破坏我个人对这个“共同体”的想象。虽然我去音乐会都是自己默默听，有时候忙着翻乐谱，根本不关注周围的人，但现场气氛不可能不影响到我。有时候，演出现场效果非我所喜，但现场的热烈反应让我小小吃惊，也受到感染。而我原本就十分喜欢的演出，则在他人的烘托和强化下使我的情绪更得到释放，也使我更感动。演出后的全体起立鼓掌，是仪式也是礼物，让人的感受有安放之处，让热情化为相信。

二

我一向喜欢观察运动员，觉得他们跟舞台上的音乐家有许多相似之处。运动场上或者表演舞台上，人处在一种“热”（hectic）的状态，太深的思考做不了，但情绪上的刺激可以引发身体这个系统的变化。比如，身经百战的世界冠军们会没听过球迷喊“加油”，会没听过教练说“努力，别泄气”“别紧张，没问题”？这些老生常谈对电视观众是废话，但对场上的人就还真管用。同理，舞台上的表演艺术家也处在“运动员”状态，乐队指挥对乐队成员做出某种特别的刺激（手势、表情），真就能引发音乐的变化。而台下的掌声，对资深艺术家仍然未失激励。处在“热”状态的人，自成一个奇妙的系统—就拿乒乓球来说，每当教练在暂停的时候对选手说“放慢”“控制节奏”这样的话，我都觉得十分精彩和奇妙—这往往就是呼吸的节奏，动作的节奏，甚至包括跑去捡球的节奏，教练观察球员的动作，自然知道他处在哪种状态。教练成功的语言激励，犹如“点穴治难疾”。

人们之所以去现场，无论是球赛、演出还是竞选演说之类，大多是着迷于那个气场。气场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它真实存在吗？是某个空间里破碎的声响、气味、环绕自己的空间感，还是人头攒动之下互相传染的群体认同？现场球迷的大哭大笑，如果在家看电视恐怕不会发生，因为各种情绪要经过身边人的镜像和放大才能表达透彻。气场之外，“士气”“人气”亦然。大概，人是一种生物，“很多人”又是另外一种，个体在“很多人”中淹没，但“很多人”迸发出另一种力量：生机、热情和暴力。至于“气”的参数，则可以讨论。细分“很多人”，两百人和几千人大约有明显差别，几万人和一亿人可能就没那么大差别了。科幻大师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里，这一点特别令人震撼：人类数量还是太少了，如果多到几百亿，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就是另一种样子，此为题外话。

关于“场”，最近我读的《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一书，多多少少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它的重点不在于人群行为学和心理学，但它展开讲述的“系统1”“系统2”概念，对我思考感兴趣的音乐表达、人群反应极有启发。

在心理学家卡尼曼这里，“系统1”是指一些较自发、不用多想的精神活动，而“系统2”是需要集中精神进行计算或选择的活动。“系统1”包括（仅选几个例子）：

辨析两个物体哪个更近

找出声音的源头

计算2+2

辨别声音中有无敌意

理解简单句子

……

而“系统2”包括：

在马戏团表演中关注小丑

在记忆中搜寻一个熟悉的声音

在一个句子中数出字母a 的频率

计算17×24

……

真正有趣的是“系统1”，因为它无所不在，但可能被忽视。让我来举一些类似的例子，关于“系统1”的判断（仅限于社交类）：

小朋友去上学，感觉同学们看不起自己，虽然他们没说什么。因为小朋友说话有乡下口音；

别人恭维我今天头发格外好看，虽然我细想觉得不是真的，但当时仍然十分欣喜，因为这种迅速的反应令人无法抗拒；

到了一个新环境，感觉同事们很不友好（事实上没有人做任何坏事，也没有骂人）；

政治家现场演讲的煽动（只看录像的人，觉得很蠢；现场的人则疯狂跳脚欢呼）；

开会的时候，某人想说什么，大家都看出来他欲言又止。

这些例子仅仅是“系统1”的一小部分，但可以说明，人不须细细思索计算，就能从表情、声调等因素中捕捉气氛，也能判断出社交中的动态，“××不喜欢我”。其他的社会性例子还包括：种族/城乡/性别歧视（因为表面的印象不自主地误判）和社交礼貌—微笑或者一句温和的“你好”，貌似肤浅，但能深刻影响情绪，所以陌生人之间的礼貌和尊重并非可有可无。

两个系统之说，并无科学定义，作者用“较少的努力和较直接的反应，并且很难抗拒”（差不多也就是所谓“下意识”）来定义第一类，已经很严密了。但如果问，哪个脑区负责“系统1”？肯定得不到好的答案，因为它在调动全脑，既不愚蠢也不简单，而且没法像开关一样被关掉，所以种种一眼之内形成的社会偏见极难克服，它需要有意识的努力。

“系统2”则负责复杂、较专注的思考和自我批评。它经过工作，可能推翻或者批准“系统1”的认知。但它很懒。而且任何学习、记忆和思考过程都要消耗大量葡萄糖，所以它非必要不活跃—进化过程中，生物体都尽量节省能量，能偷懒就偷懒，即便在需求很多的人类这里，也是只有“不得不”才努力思索。

人类大脑的不理性（也就是被“系统1”主导的），是卡尼曼研究的主要课题，贯穿他的几本书。除了《思考，快与慢》， 后来的《噪音》（Noise）一书，更是关于误判、误信、错觉的分析，包括专家的认知陷阱。仅就音乐而言，大家都知道，音乐大师对同行的反应，也未必都出于理性，不然國际音乐比赛就不会有那么多争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