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学人汉宁·里德（Henning Ritter）在二○○四年发表了一部畅销一时的哲学随笔集《无处安放的同情：关于全球化的道德思想实验》（Nahes und Fernes Unglück： Versuch über das Mitleid，直译应该是《近与远的不幸：对同情的研究》），其中文译者周雨霏这样概括了原作者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起点：“同情和共感，原本是人们对身边的、近旁的同胞所抱有的情感。当全球化使世界变得看似越来越小，当传媒技术足以将灾难的现场在视觉和听觉上帶到我们身边，当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幸都能够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时，人们是否会对不相识的他者产生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式的同情呢？而这种看似普世的同情心，将指引人们走向无边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一种抽象的伪道德？不指向任何具体的道德行为，最终会不会让人们在伦理方面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呢？”（《无处安放的同情》，译者序，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虽然里德的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十八年，但他提出的问题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显得更加真实。

一

对于同情和共感的理解，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道德现实主义，一种是道德理想主义。

在道德现实主义者看来，同情和共感具有时空性、亲熟性等特征。越是在时空上和亲熟程度上离我们近的人，我们对他们的同情和共感程度就越强，反之则越弱。目睹一场车祸和从电视新闻上看到一场车祸的消息，带给我们的情感冲击是不一样的。看到至亲的人遭遇不幸和看到一个陌生人遭遇不幸，所感受到的痛苦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对所有人产生同等程度的同情和共感。

道德理想主义者却不同。在他们看来，即便灾难的发生在时空上离自己无限遥远，其受难者与我们非亲非故，我们也应该像对待自己的亲朋故交那样对待他们。无论何时何地，对待何人，我们的同情和共感程度应该是完全一样的。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能厚此薄彼。

里德认为，卢梭和狄德罗恰恰代表了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前者可看作是道德现实主义的，后者可看作是道德理想主义的。狄德罗正是发现时间与空间的距离会使一切直觉和一切形式的良知变得迟钝，传统的道德无法应对活动空间的拓展所带来的挑战，所以他要寻找一种超越时空限制的普遍的道德原则。在里德看来，《百科全书》对“人性”或“人道主义”（humanité）这个词条的定义就明显地代表了狄德罗的普遍道德观念。《百科全书》说，人道主义是“一种对一切人的仁慈的情感……由于为别人的痛苦而担忧并急于去解救他们，才会引起这种崇高的热情”（《无处安放的同情》，第36页）。里德认为，狄德罗所谓的人性或人道主义是一种狂热的情感，一种超人类的激情，它随时会被无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不幸激活，但却绝不会直接促发任何实质上的援助行为。与狄德罗一样，霍尔巴赫（Baron d’Holbach，1723-1789）把人性看作一条纽带，它可以将分处世界两极的人连接起来。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将百科全书派的这种人性观看作“家庭道德的扩展版”，因为他们把个人对邻人的道德观套用在了个人对整个人类的关系上，而且他们相信人性的情感只有通过延展至整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坚固，更有力。当等级制度和狭隘的道德观念被克服之后，整个世界将笼罩在和睦温暖的邻人之爱中。他认为，对于霍尔巴赫及其同道者来说，人性不会被任何情感递减法则击败。（同上，第37页）

卢梭不同意狄德罗及其学派的观点。他说：“人类的感情在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中将日趋淡化。我们对鞑靼海峡（Strait of Tartary）或日本遭受的灾害的感受，就不像我们对一个欧洲国家的人民遭受的灾害的感受那么深。”（《政治经济学》，《卢梭全集》第5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26页）在卢梭看来，对象的延伸必然导致情感的递减，我们并不能对陌生人的不幸感同身受。百科全书派哲学家认为，只要不断扩展博爱与人性，就可以促成道德的进步，最终实现覆盖全人类的普世之爱。但卢梭认为，无限扩展道德的对象既不现实，亦无必要。一种覆盖整个人类的普世同情过于模糊，无法诉诸表达。因此，我们“必须用某种方法使人们的爱心和怜悯心局限于一定的范围，才能使之活跃起来”（同上，第226-227页）。那么，这个“一定的范围”是什么呢？他说，就是那些能够从我们的同情和怜悯中获益的人，也即那些每天与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正如卢梭所说：“由于我们的这种倾向只对我们必须与之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有用，因此，我们应当在同胞之间努力培养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使它通过同胞们的朝夕相处和经常往来以及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共同利益而更加发扬。”（同上，第227页）用通俗一些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对身边的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