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ro，1861-1928）的长篇小说《泽诺的意识》于一九二三年出版，距今差不多一百年了。国内近期出版了第二个中译本，引起读者对这本书的关注。它是现代派文学的经典之作，但好像不太有名。作者是意大利作家，却不像皮兰德娄、卡尔维诺在中国那么大名鼎鼎。

斯韦沃是的里雅斯特（Trieste）人，前半生是奥匈帝国的子民。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商人，在其岳父开设的一家生产油漆的公司担任经理，大半生是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出版的小说作品均遭评论界冷遇。总是不能顺畅地写作，写出的作品又得不到关注，这种业余作家的苦闷斯韦沃是再熟悉不过了；他临近暮年，前途未卜，痴心不改。

不知道这是否算是奇遇，一九○五年，他结识了侨居的里雅斯特的乔伊斯，后者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把《泽诺的意识》推荐给法国朋友。此书在法国翻译出版，一炮走红，作者遂不至于在默默无闻中被埋没。

乔伊斯靠做家教糊口，斯韦沃是他的学生（做油漆国际贸易需要懂点英文），学生比老师年长二十多岁。斯韦沃在课堂上写过一篇英语作文，写乔伊斯散步，写得不乏妙趣。他笔下的乔伊斯一派悠然自得的大师风范，拿着手杖，目不旁视，腰肢轻灵地扭动。这个描写让人想起《尤利西斯》的主角布卢姆，洗了澡从浴室出来，裤子后兜塞着一块香皂，步履有点飘飘然。

斯韦沃的英语作业使用的语言，就是他在《泽诺的意识》中操弄的那种语言，小说家的白描手法，语气带着点逗弄；抓住一个感触点不断分解，把一些琐屑的细节写得有声有色；这种语言像是在侧耳谛听，辨认音色调性，推敲句子结构，使得句子近似透明而包含诡秘。也就是说，真率和反讽兼而有之，简直是在玩弄效果，并且乐此不疲。他是一个凭听觉写作的作家。

据说，《尤利西斯》里的布卢姆是以斯韦沃为原型的。乔伊斯画过一幅人物速写，圆脸，八字须，画得像是老熟的生意人，而不太像是读者心目中的布卢姆（布卢姆没有翘起的胡须）。文学史上，乔伊斯和斯韦沃缔结了一段良缘，注定不再分开；说起《尤利西斯》就要讲到斯韦沃，讲起斯韦沃必定少不了谈到乔伊斯；斯韦沃在欧洲声誉日隆，跻身一流作家的行列，他被称为“意大利的乔伊斯”。

应该说，两个人的创作并不存在师承关系，风格也判然有别。诗人蒙塔莱在《向斯韦沃致敬》一文中说：

斯韦沃欲将为我们奉上时代的错综复杂之疯狂的诗篇。“旧式”小说的堤坝已经溃决，这将有助于激发他的灵感，斯韦沃将若隐若现、暗流涌动的精神分析潮流引入了他的世界之中。

这是从小说革命—以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尤利西斯》为标志的文学革命—的背景来描述斯韦沃和乔伊斯等人的纽带关系，他们让小说这门古老的艺术变得“错综复杂”和“疯狂”。而斯韦沃的作品的一个意义，是将这场变革引入意大利文学，或者说，是将意大利文学融入全新的“国际性”潮流，亦即我们称之为现代派文学的潮流。

《泽诺的意识》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就此确立，并无异议。该书有维也纳文化的先锋趣味（“精神分析的暗流涌动”），有资产阶级生活的写照，而后者是乔伊斯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尤利西斯》的城市景观融入了的里雅斯特的异国风味，而这座奥匈帝国的边陲港口城市，对斯韦沃小说的主人公而言，则丝毫没有“异味”，不会有布卢姆的那种疏离感，因为，此处是他的家园，是他的卧室和街道。泽诺的回忆录是在他祖传的卧榻上撰写的。

在斯韦沃笔下，资产阶级生活仍是故事孕育的土壤，它滋生故事的心理、细节和道德氛围。《泽诺的意识》是一部描绘资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展现一战前这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俗礼仪，那种静态的梦境，酥脆的洛可可式的享乐主义。所谓的“精神分析的暗流涌动”，只能发生在这种有物质充溢感的叙述中。你无法想象“精神分析”适用于泰戈尔、沈从文等人的乡土小说，因为它和单纯质朴的人类无缘。资产阶级生活场景是现代小说（以及现代心理学）滋育的温床，这在泽诺的回忆录中便有较为清楚的反映。

这种所谓的新型小说仍是植根于旧生活的土壤，但思维和视角起了变化。它注入了精神分析学的趣味，严格说来是写一种让人有些捉摸不定、不很稳定的意识状态，一种辗转反侧的神经质的“疯”；它使布尔乔亚四平八稳的生活时而显得布满裂缝，时而显得弥合如初，让人觉得这好像是一部不太正常的小说，而这种“不太正常”正是《泽诺的意识》的叙述调性，是其引人瞩目的特点。

二

《泽诺的意识》是第一人称自白，讲述童年记忆、父子关系、婚戀、交游及商务往来等。叙述人告诉我们，这是应精神分析师的要求而撰写的回忆录，目的是用于治疗。不过，叙述人好像并不相信这门科学，他一边写作一边对精神分析学冷嘲热讽，而且还在一个细节中表明他是如何逃避治疗的—买通看护从隔离病房逃出去，一走了之。他配合医生写回忆录，好像纯粹是出于对写作的兴趣，在写作中剖析自我、清理记忆。而要满足这种兴趣，似乎并非没有顾虑。也就是说，剖析自我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厚颜无耻地谈论自我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长篇小说《少年》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他讲得很清楚，说：“除非成为卑鄙的偏爱自己的人，才能无羞耻地写自己的事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思并不是说，这样做好像不太体面，那就不写了吧；而是说，“我”知道这么做是不体面的，但“我”还是要做的，哪怕这里记录的思想其实挺庸俗，“我”也要把“我”想到的一切都写下来。这种明知故犯的心理在《地下室手记》中同样有所表露。它是否表达一种病态心理，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它助长自我放纵和自我偏爱，并且是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抗拒习俗。陀思妥耶夫斯基给这个姿态增添了小丑的表情，既流露自爱，又有字斟句酌的自我嘲谑，那种不怕出乖露丑的戏谑性独白，给任何文雅的话题都注入不协调的幽默感，其结果是造成了自白体叙述的一种独特语调，一种哲学性和喜剧性兼而有之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