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声的随笔集多以“闲话”命名，已出版《四帖半闲话》《东居闲话》《居酒屋闲话》《四方山闲话》《风来坊闲话》《日和见闲话》《东京湾闲话》《案山子闲话》等，还将出版《八重樱夜读闲话》《泽庵渍夜酌闲话》《秋津岛闲话》。二○一四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汇集李氏随笔，推出五卷本《长声闲话》……闲话联翩，文坛仅见。周作人标榜闲适，并未写过一本闲话；鲁迅《三闲集》书名是在回敬成仿吾说他有闲，亦非闲话；鲁迅论敌陈源倒有本《西滢闲话》，无关乎东瀛。

从白山黑水到东京湾

在《〈日和见闲话〉后记》中李长声用文字描绘了一幅自画像：“地道逍遥派。之所以逍遥，有一点天生，有点学魏晋人物……仿佛阅尽了人类从上至下的全部丑态，有了点虚无，凡事都觉得无聊，疑神疑鬼。”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李长声从白山黑水漂至东京湾，带着几分好奇、几许期待和一丝自嘲，开始了知日之旅。

漂泊非旅行。在《闲话风来坊》一文中，李长声谈起松尾芭蕉，说他“行旅一生的动力就完全是内心的不安”，“漂泊的根柢有无常观，但情绪未必是悲观的，反而往往是乐观的，唱的是自由之歌”。由芭蕉亦说到自己，“人在异邦，有甚于北漂，不易落地生根，更难以进入所谓主流社会”，向往的“是周作人说的那种侨居异邦，无公民之义务，活得很闲适”。向往归向往，万事起头难。蜗居“四帖半”小屋，李长声大发感慨：“想一想当年上山下乡是怎样地身居茅屋放眼世界来着，此刻世界可就在你脚下，潮乎乎，软塌塌，还有点松紧不均。”（《房屋》）旧榻榻米的感触不够闲适，但已可以写闲话了。

国会图书馆令他觉得“有一种学问的阴沉与压抑”（《读书的寂寞》），还是旧书店惬意，“老板常是埋在书堆里，一声不响地整理旧书，任你游走、寻觅、立读，整个空间属于你”，而“身处古籍和旧书的深山老林里，便容易生出空想”（《作家本是旧书商》），亦容易写出闲话。李长声爱写千字文，在《〈温酒话东邻〉序》中说：“我喜欢写小文……大概首先是禀性使然，我没有耐性，一鼓作气千把字，再而衰，三而竭。”又说“一个人应该像石榴一样，里面塞满子，却也不妨像莲藕，里面有很多空洞，才能活在淤泥中”。末一句语带机锋，有些禅味，似乎也顺带解释了爱写短文、闲话的另一层缘由。在《闲话昼行灯》中李长声说：“孤独地写下这些字，虽然是闲话，却不是为排遣寂寞或打发余暇。”写闲话乃正事也，清代张潮有云：“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李长声借书、淘书、买书，自云“在好像人人是老板的日本读起书来，有时自己也觉得怪怪的”（《〈东游西话〉后记》），但仍不改初衷—“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汉语文坛便是他的牵系。

李长声的背后始终徘徊着两个身影：鲁迅与周作人。周氏兄弟，一沉郁一温雅，亦有重合，有时也像一体两面。李长声嗜读鲁迅，在《闲在日本读鲁迅》中说读高中时赶上“文革”，“闲在家里读鲁迅，通读了《鲁迅全集》”，又说“现今在日本基本不读中国书，唯有鲁迅的书仍然常置座右”。二○一三年出版的《纸上声》，书名即来自鲁迅诗《题〈呐喊〉》中的那句“空留纸上声”。李长声也欣赏周作人，自云“从性情与兴趣来说，我倾向周作人，尤其爱读他关于日本的考察，即所谓日本论，持正而卓识”（《日本论》）。周作人素以冲淡闲适著称，但在不惑之年曾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雨天的书〉自序二》）到了知天命之年，又说“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理想而已”（《自己的文章》）。欲洁何曾洁，欲闲适亦难觅真闲适。李长声的时代较从前宽容一些，闲话便一本一本写了出来。

周氏兄弟皆二十出头留学日本，后来都在新文化运动中唱主角。李长声赴日之时已届不惑，仍赋诗云“禅定似初入，童心未尽亡”，在东瀛岛国夷然自处，仿佛汉语世界派出的一位旅日观察员。

哈，日本

《哈，日本》是李长声二○一○年出版的一本书，副题是“二十年零距离观察”。一个“哈”字，道出那份洒脱、不经意，也意味着对日本有着相当个性化的解读。正经话无聊，正史无趣，李长声不好鸿篇巨制，更倾向野史闲篇，不慕石榴甘做莲藕，带着几分游戏心。他“兴趣完全在文化上，不管他结冰抑或融冰，只是坦然地发表一些自己作为中国人的看法”（《〈闲看苍蝇搓手脚〉前言》），闲闲地抄抄写写，闲闲地走走看看，从北海道走到冲绳，从古看到今。

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文化名人自是他闲话对象。福泽谕吉倡导文明开化，“主张对汉字加以限制，像当今对待核武器一样逐步废除”（《国语问题》），夏目漱石则认为日本只急于吸收而无暇消化，文明开化实乃浅薄，李长声便说“这种浅薄似乎也正是福泽谕吉的浅薄”（《从西装到劝学》），让人觉得万元日币与千元日币上的头像似乎应该调个个儿。李长声还认为素有国民作家之称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对历史的看法不成体统”，其“战争观无关乎正义与否，只考虑军力、实力”（《坂上乌云》）。李长声写了篇《江户热的死角》，强调“江户知识人保持着一种文学性习惯，即主要用远东文化圈的共同语言—中国古语思考、讲说、歌咏”，在《另半个漱石》一文中亦指出漱石汉诗乃日本千余年汉诗史上的一座高峰，不提汉诗就是“只知道半个漱石”，以汉家视角观江户、看明治。

在《漫画只当它漫画？》一文中，李长声认为“日本文化本来就具有一种漫画性”，日本漫画“有点可爱又有点可畏，有点低俗又有点前卫，大大超出任何國度的常识性认知”，似乎给漫画也画了幅漫画。最后又揶揄道：“什么都成了文化，文化也就该‘玩’完了。但漫画……哪能不是文化呢。”闲话也像笑话。谈起日本的能乐，李长声说它“单调呆板重复冗长，教我失去了欣赏的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