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艾苓是黑龙江省绥化学院的教师，她采访了该校2000年至2020年的21届毕业生，从中选出56个出身贫困家庭的孩子，追踪他们的人生历程。本文是艾苓对一位学生的采访记录。

学书法不是我的选择，是爸爸的选择，后来的事我们都始料不及。

我6岁才记事，身边只有爸爸，我问过他：“我怎么没有妈妈？”

爸爸没好气地说：“死了！”

“爷爷和奶奶呢？”

“都死了！”

爸爸的左手少了4根手指，只剩下大拇指，他天天教我写字，用毛笔蘸水在水泥地上写。我写不好字他就打我。

他还带我从黑龙江省逊克县坐火车去哈尔滨市，找到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跟那些书法家说我要拜师学艺，但这让他们很为难。来自加格达奇的朱宏老师正好去省书协办事，爸爸跟他聊得很投机。

回到逊克后，爸爸把用得着的东西装进破旧的电动三轮车，带着我直奔500公里外的加格达奇。我们没钱住店，晚上就睡在三轮车上，幸好当时天气还不冷。

到了加格达奇，爸爸找地方挖了地窨子，我们住进去。我没有户口，所以只能进一所很普通的小学读书，一边上课，一边跟朱宏老师学书法。爸爸到外面找活儿干，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他很少跟我好好说话，不是吼叫就是打骂，但他从未放弃过我，放弃过让我学书法。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春节前夕，爸爸让我到百货大楼门前写春联去卖，我去了。加格达奇的冬天气温经常在零下40多摄氏度。等我在百货大楼的门前铺开摊子，很多人过来围观，他们说：“这小姑娘的字写得不错！”

有人问：“你的对联卖多少钱？”

我说：“不知道。”

这个人说：“没买春联的赶紧买吧，别让小姑娘找零钱了。”

买春联的叔叔阿姨把钱放到一个盒子里，有2元、5元、10元的，还有50元的。

我在加格达奇一下出名了，朱老师也觉得脸上有光。当时帮我的人很多，其中，大兴安岭地委宣传部部长陈士果帮我把户口落到加格达奇，行署教育局督学冯宝臣帮忙，把我转到育才小学，那是加格达奇条件最好的小学。我和爸爸也从地窨子搬到租来的房子里，当地的残疾人联合会安排爸爸给一家单位看大门。

工作稳定后，爸爸想增加收入，便在单位的院子里养兔子。后来人家辞退他，他又只能四处打零工。

在育才中学，我遇到了恩师韩雪梅，她是我的班主任。学校收的学杂费，爸爸很少给我。

韩老师问：“你爸爸又说没钱？”

我低下头。

爸爸不给的钱，韩老师都替我垫付。每天中午，她带着上小学的儿子出去吃饭，都带上我。

1996年8月末，快开学了，爸爸的坏脾气再次发作，这次他吼的是：“别上学了！”

我说：“我要上学！”

他继续吼：“我没钱！你爱找谁就找谁去！”

爸爸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还能找谁呢？爸爸说妈妈死了，但妈妈的亲戚应该还在逊克。爸爸说起逊克，提过当地的税务局有一位姓马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