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二二年是“泰坦尼克號”巨轮沉没的一百一十周年，也是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上映二十五周年。随着美国海事历史学家施万克（Steven Schwankert）的纪录片《六人》（The Six ， 2021）以及同名著作《六人》（[ 美] 施万克著，中信出版社二0二二年版）的陆续上映和出版，电影《泰坦尼克号》的重新上映，与“泰坦尼克号”海难相关的问题被重新推回公众视野。《六人》讲述的是“泰坦尼克号”上六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

“泰坦尼克号”是二十世纪人类科技的象征，是“漂浮的社会缩影”（搭载了三十多个国家的乘客，他们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它的失事可以引出政治、法律、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而船上的华人在海难后的遭遇又可以引出美国的《排华法案》以及华人劳工、华人移民等问题。但一百一十年来，“泰坦尼克号”海难叙事的重点一直围绕着爱、勇气与命运展开。这种叙事的结果，在当时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幸存者的命运，参与到中国国民性话语的流传中。今天，无论是《泰坦尼克号》还是《六人》，仍然延续着这一传统，只是《六人》的叙述主角变成了中国人，但它骨子里仍然是有关命运、爱以及勇气的叙述，这些都是西方传统的延续和再次建构。“泰坦尼克号”海难是一个思想事件，既交织着西方传统的自我建构，又若隐若现着种族主义，值得我们重新思考。

施万克的纪录片和著作均命名为《六人》，但“命运”问题在著作中更为突出。施万克说：“我们要呈现的这个故事并不是‘泰坦尼克号’自身的故事， 而是关于这几名中国乘客如何幸存以及他们最终的命运如何， 这才是这个故事格外突出之处。”这个说法让我们意识到命运问题才是《六人》的命意所在。并非巧合的是，卡梅隆在本书序言中也对《六人》做出了有关命运、勇气的解读。他说：“那个中国男人求生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地打动了我，也激发了电影《泰坦尼克号》结尾的拍摄灵感，即众所周知的杰克与露丝生离死别的情节。……《六人》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泰坦尼克号’的故事。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群由于命运使然而最终登上这艘历史上最著名巨轮的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和考验， 它不只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夜晚，也证明了对于像这六个中国人一样坚韧和勇敢的人们来说，即使是一次如此巨大的海难也淹没不了他们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追求梦想的决心。”卡梅隆不仅提示了《六人》这部书的主旨所在，也指明了《泰坦尼克号》与《六人》相通的精神内涵。由此可知，命运、勇气是本书的主旨，而非海难本身。六名中国人的境遇—海难、二十世纪初艰难的世界政治与经济局势，西方人对“六人”的侮辱性指控、与家乡亲人的纽带，都成为衬托他们与命运抗争的背景。

这种有关勇气与命运的叙述，表现的是人通过德性与命运和自然抗争，这是西方传统的主题。从荷马的《奥德赛》、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到现代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贯穿着这一主题。同样，“与命运抗争”也贯穿于《六人》的叙述中。该书第一章“一块木板”里，作者讲述了方荣山落水时的所思所想，面对死亡的心境，以及他通过抓住木板坚持到救援到来，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在茫茫大海中因为波塞冬惩罚而落水的奥德修斯，后来因为女神相助而得以幸存的故事。《六人》第六章“逃离”部分，再次讲到方荣山在落水时如何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坚强而获救，这种感觉再次袭来，它提示我们，对“泰坦尼克号”的叙述已经慢慢被西方传统吸纳，成为其文化的一部分。现在，这种传统在尝试吸纳其他民族或者他者的故事。方荣山等人虽是中国人，但“命运”明显不是中国传统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没有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在对这一“海难”的叙述中，西方的问题不断涌现。

历史叙述原本就承担着教育民众以及凝聚和塑造民族意识的功能。对于灾难，除了鉴往知来外，最大的意义就是如何理解和消化它。亚里士多德《诗学》对“悲剧”的理解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解的方式。他在该作品中曾经探讨过“疏离”问题，即当自我亲身经历灾难时，只会产生恐惧，如果灾难没有落在自己身上，“恐惧”就会转化成“怜悯”，进而形成对“命运”的一种认识，并且达成对观众（听众）的教育或者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