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许多晚清输入的新语词相似，“少年中国”在根源上对应于英语中的“Young China”， 语义中包括意指“将事物变得更好”的 Reform（改革）及译作“革命”“ 叛乱”的Revolution，最初是英语世界观察晚清革新变局的框架。一八九八年前后，力主保皇的康有为与一心排满的孙中山曾不约而同地将它作为一种话语策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想。观察梁启超“少年中国”概念发展的“前史”，或许能让我们理解这一话语不可思议的潜在势能。

一、 西方视角下戊戌变法的青春面貌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英文报刊及知识界以十九世纪青年运动比附“戊戌变法”，并以代际结构（generation）理解政治变革力量的内在产生机制，创造出“Young China”。

法国革命开创“以青年为主体的许诺美好未来的政治修辞”，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少年英格兰”“少年德意志”等变革组织先后在欧洲出现，青年成为一种充满活力与反叛力的新兴政治力量。“少年欧洲”运动既强调老少的对抗体系，又隐喻倾向改革的政治纲领，即“呼吁给人民更多自由和权利”。一八九八年的戊戌政变，则是一场朝廷官员领衔的“变法运动”，意在从政体制度的内部解决国家落后的问题，参照系应是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熙宁变法等。这原本是中国的内政，但此时期正是汪晖所说的“全球范围内的共时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深度和密度的时代”，英美各国的官员、传教士及背后的政治势力都聚焦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英语世界亟须一套易于接受、理解的叙事模式。“少年”（Young）、“改革”（Reform）、“中国”（China）结合而成的话语结构，在英文报刊场域迅速完成构型，为清末的政治变革提供了一个世界性、全球化的解释框架。

清末最重要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曾刊发数篇报道、社论、评论，追踪戊戌政变之始末。特别强调了“变政者”与“不可变政者”的年龄差：前者是年轻的、热情的、热衷了解新事物的“干事”，或是没有实权的青年官吏；后者则年龄衰老、精力不济，“因循苟且，畏难偷安”。英文中并无直接对应“变法”的语词，中文“变法”的概念，也无涉于年龄；因此，年轻者与变革者（reformist）之间画上等号，是典型的英文逻辑。变法事件中的不同阵营，如光绪与慈禧、康有为与李鸿章，被划分为生理年龄的界限，权力斗争被描述为“中国野蛮地谋杀了他的第一批爱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