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这是常见的哲学命题，众多学科对它曾做出过纷繁复杂的回答。以田野调查为研究手段和民族志为研究成果的人类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学科出现始，似乎并未专门进入到对这一哲学问题的讨论中。但是，二0二一年出版的《万物黎明》（The Dawn of Everything ）一书中，英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 和考古学家大卫·文格罗（David Wengrow）用翔实的人类学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提醒我们，人类历史并不一定被“平等”和“权力”所牵引，并不一定以从农业到城市到国家的历史进程行进，人们曾畅想和担忧的人类未来也并非单调。这些材料和结论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这正代表着人类的某些“真实”过去。这本书启示着我们去重新发掘人类学的核心关怀，即人类学作为一门“经验哲学”一直在努力理解和诠释着人类的历史和当下。

如果有不止一个幽灵在十九世纪以降的欧洲上空飘荡，其中一定有平等的“幽灵”。从十九世纪开始，以平等为核心的个体主义观在欧洲盛行并在全球传播，并已成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追求平等、反对不平等，一直在当今世界上演。人们似乎已形成条件反射，把一切社会混乱都归咎于社会的“不平等”，在十九世纪以降的两个世纪中，学者们创造了基尼系数等各式各样衡量不平等的学科工具，甚至，不平等变成了人们自省自身生活条件的心态。追求平等的确是一幅美好的蓝图，然而，我们是否问过，现代性的社会为何如此追求平等和反对不平等？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执着和纠结又带来了什么？

格雷伯和文格罗在《万物黎明》中对此的回答与路易·杜蒙（Louis Dumont）的观点如出一辙，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平等和不平等的讨论仅仅肇始于欧洲启蒙运动，其后被现代性所浸染并成为核心议题。然而，这一观念却影响了人们对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基本判断。三位学者都从聚焦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开始，追溯现在的人们为何将平等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他们认为这与卢梭的理论被无限放大有关。实际上，卢梭只是把对不平等的讨论作为一个“思想实验”—这是他自己多次强调的：“我们不能把目前的研究看作是对历史真理的追求，这仅仅是假设性和有条件的推理。这种推理更适合于澄清事物的本质，而不是揭露它们的实际起源……”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简化为三个阶段：一个想象中的伊甸园，人类个体孤立地生存其中；其后是石器时代，伴随着语言的诞生；最后是文明的出现，伴随着农业的产生发展。每个阶段的发展都代表着人类道德的下降，也代表着人类对私有财产的接受。与卢梭对人类社会起源于伊甸园的想象相反，霍布斯假设人性本自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对这一自私本性的逐步控制。

不论是卢梭的“性本善”还是霍布斯的“性本恶”，他们都未曾想到其观念后来会成为社会进化论的主导思想，甚至成为西方现代平等观的理论渊源。然而，个中问题就在于此。首先，正如卢梭所说，其理论仅是一项思想实验，其成书也仅是欧洲大航海时代下的思想产物，具有强烈的欧洲政治预设。将某一地区某一时代的思想产物作为人类整体历史进化的依据，认为此即人类历史的发展逻辑，没有坚实的客观基础。其次，理论和现实是有界线的，概念和理论仅仅是对现实的概括抽象，如果将一些思想实验作为历史进程的真实逻辑，只会模糊理论和现实的界线。长此以往，以平等为线索、以进化为轴线的人类历史与社会观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莫斯（Marcel Mauss）在曾被忽视的《人的概念》一文中梳理了从“人”到“自我”概念的发展，认为近代欧洲方才慢慢出现“道德的人”和“法律的人”之概念。杜蒙由莫斯的理论继续发展，从人类学视角更深地分析了这一西方平等观和个体主义的起源，指出西方现代性的核心就是以平等观为中心的个体主义观，这一观念是在近代欧洲得以形成的。众多学者追求的普遍性，并非真正普遍，而只是将西方现代性作为人类普遍特性的片面普遍。而人类学自诞生之初的使命正是以此为戒，从差异中寻找人类真正的普遍性。人类生命的差异、活法的多样、生活的多彩，难道不是人类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存在吗？这是横贯《万物黎明》一书的主线。承认差异，就意味着必须抛弃西方现代社会科学中生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分类去认识非西方社会，只能“就事论事”，或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从当地人视角出发（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人类学发展至今，都逃不出莫斯对“具体社会事实”的情有独钟。杜蒙说道：“人们越想超越社会组织去强调意识、思想和价值，即涂尔干所称的‘集体表象’，人们越想建立‘理解’人类学，就越难以对不同社会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