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在人的年龄投放上好像有阶段性偏好—少儿喜甄别，成年爱混一；前者“认识论”，后者“宇宙论”。因自小随父母，后来又一个人在日本读书生活了太长时间，所以印象中，在那里读本科和硕士时，我总能在中日之间发现大量的“不同”：不是惊呼“卡哇伊”“宅急送”“营业中”“录音中”是日语，就是大叫“御姐”“就职”“年下”“社畜”“应援”是中文。及至回国后才慢慢觉得“料理”和“局地”不应该被视为外语，而对刚刚被导入的新词“违和感”，也就不再有什么违和感了。这种变化，可能真是因为知识的阶段性安排已让我进入到整体看待世界的年龄，但同时也确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现象在提示着我们：渗入到中国人生活各个角落的所谓“和制汉语”，是不是已多到了“爆表”的程度？

据语言学家研究，日本词语，特别是汉词语的大量涌入，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十九世纪后半叶至二十世纪初的所谓近代期。明治维新的成功，使该时期的日本迅速崛起。随着中国战争后的被动开国，各界多以借道日本摄取西洋文明和“师夷制夷”为目的，引进了大量与法庭、国体、资产、证券、学科、细胞核有关的、充满抽象意蕴的政治、经济、教育、新技术等日人语汇。做这项工作的有西洋传教士、中国留学生、清廷士大夫和文人墨客等（沈国威：《日中交流の话―明治期を中心として―》）。第二个时期，则是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是一九七八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以来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日两国开启了大规模的留学生派遣计划。一时间，无论公费还是自费，中国赴日留学生的数量均呈几何级数量增长。有统计显示，访日的中国民众，一九七八年为七千多人，到了三十年后的二00八年则达到百万人以上。

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在提示大家，除了那些严肃的科技、政治、经济术语外，日语中的日常生活用语，已成为此番流入语词的主力，且令人应接不暇。发挥这一作用的至少有两波人：一是在日本有过经营体验的中国人（含港台同胞）。他们回到国内创业时，几乎不假思索地把“居酒屋”“新发卖”“发卖中”“年中无休”“整理中”等日本招牌文字和“便当”“个展”“卡拉OK”“人气”“外食”“写真”“整合”等日用词语直接搬回国内，出人意料的是这些表述在中国大陆居然全无“违和感”。二是对华投资的日本商家。日本对华投资的企业从八十年代的几十家发展到二00七年达到两万三千多家（21世紀中国総研編：《中国情報ハンドブック2009》）。由此，“伊藤洋华堂”“卡西欧”“京瓷”“索尼”“松下”“七星”“优衣库”等音译汉词，开始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流布开来，且越来越多。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已属于旧闻的数据，在后来的数年间，还几乎增加了一倍。

然而，“逆输入”，其实也是一个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日本汉词。可这个“逆”字本身却仿佛在说，汉词原本就是中国的，所不同的是现在又通过某种新的组合方式从外面倒流回来而已。

二0一三年，潘钧教授在《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一书中指出了古代中国文化对日本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即日本从所谓“上代”起，经中古平安时代和中世，一直到近世和近代等多个时期，均与中国有过数次大规模的文字语词交流。据说，日本人一开始是把汉字当作一种魔咒符号来对待的，直到来自大陆的“渡来人”到达后，才慢慢明白了汉字的内涵、价值、权威和意义，于是便借助“大化改新”之势，在日本掀起了全面模仿隋唐政治文化制度包括语言文字表达的学习浪潮。这个过程，自飞鸟时代派出遣隋、遣唐使起，前后跨度达三百年之久。公元七一二年和七二0年，日本先后用汉文撰写了两部历史著作，即《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日本书纪》是纯汉文体，除地名人名外与正规汉文几乎完全一样，故极有可能是出自渡来人之手。但《古事记》的文体却呈现出与标准汉文不同的文体，如，用汉字表记，可句子却不过是日语发音的连缀等。久之，这种“变体汉文”又衍生出不少日式汉词。不过据陈力卫教授的研究，这批产生于古代的“和制汉语”，似乎并没有“逆输入”到中国相应的朝代中。他列举了六百七十三个古代日本的汉文语词，认为它们当中除了“關系”“过密”“纯情”“遗憾”等个别词外，其他像“安直”“介抱”“谅承”“论破”“一生悬命”“一文不通”等大部分日人造词，中国人至今也没有接受；即便像“一期一会”这样的词在今天有个别中国人在使用，也显然要费去很多解释才能大致了解其意涵（陈力卫：《和製漢語の形成とその展開》附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