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在宣讲和翻译《圣经》之时，编纂了许多词典和教科书，也使用汉语创作了一批作品。一八六0年《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大范围地开放跟西方人通商，也间接地允许了传教，自此传教士使用各种方言来译经和写作。“联合译本”《圣经》粤语翻译的工程，自一八六二年开始，至一八九四年完成，耗时三十二年。一八六0年后，伴随着译经工程，粤语文学才逐渐开始发展起来。在这一时段，有两位在广州的西方人—俾士（George Piercy，1829-1913）和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对粤语文学的发展有较大的贡献。

英国循道公会的俾士因受到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影响，虽然未得到所属教会支持，对中国也所知有限，仍然孤身一人，自费来华传教。一八五一年，俾士到达广州，其时梁发受伦敦会总部之命接待他，教他写汉字，讲粤语，并襄助他翻译和润色汉语作品。梁发是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早年曾在马六甲、新加坡等地活动，帮助伦敦会的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教士编写汉语作品。最早一部汉语基督教小说、米怜所著《张远两友相论》出版于一八一九年，帮助米怜写作、润色、定稿的正是梁发。此书影响巨大，据美国的中国基督教史专家丹尼尔·贝克斯（Daniel Bays）统计，在此后百余年间，所有版本（重印本、增订本、删节本、各种方言译本等）印刷总量远超一百万册，有可能高达两百万册。由此书开始，传教士在他们的汉语作品里对宗教、政治、教育、启蒙、文明比较、现代国族想象等议题有深入的讨论。若将晚清基督教文学体系看作一个巨大的网络，梁发无疑处于关键的位置，既与南洋早期阶段，也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广东场域有紧密的关系。米怜使用小说来传教的观念可能来自梁发—后来也影响到了俾士。梁发逝世之后，接任他充当俾士汉语教师兼文学助手的是一位陈姓学者Ch’anE-shan（未知其中文姓名）。梁氏和陈氏都深度地参与了俾士的翻译和写作。可以说，俾士后来的作品没有陈氏是不可能完成的。俾士特别勤奋高产，《圣经》粤语翻译有一大半出自其手，其粤语作品足可代表一八六0至一八九四年间粤语文学生产的情况。俾士所撰《晓初训道》（一八六一）、《启蒙诗歌》（一八六三）、《续天路历程土话》（一八七0）、《天路历程土话》（一八七一）和《圣经》单篇译文等粤语作品，皆被波乃耶當成纯粹的粤语文学。

这里说的粤语文学—如波乃耶定义的“纯粹的粤语文学”，乃是指通篇皆用粤语写成的作品。在此之前，虽有间杂粤语写成的诗词和粤讴，以及杂糅多种语体的“三及第文体”作品，但在波氏看来皆不纯粹，并不能算是粤语文学。晚清“三及第文体”作品一篇之中，表达价值判断或正经严肃的话语时使用文言，叙述客观事物时使用官话，而只有人物对白才使用方言（如吴语、粤语）。这种杂糅文体的文字更具表现力，其实能使人物更加生动，描述更具地域色彩，然而在波乃耶看来却是“不纯粹”。波氏所说纯粹的粤语文学作品，在当时也就只有传教士和本地文人合力创造的通篇以粤语写成的基督教文学了。除俾士之外，粤语文学的几位作者都与波乃耶有一些关系，下文将会述及。

一八九四年，在粤语《圣经》全本翻译完成、正当付印之际，波乃耶为学习粤语者编选了一部粤语文选《粤语俗语读本》（Readingsin Cantonese Colloquial）。波氏于其中提出了粤语改革的方案，探索未来汉语改革的出路。由于传记资料的缺乏，我对波乃耶生平做了一些考证，在此有必要先简要地介绍一下这位生长于广州并研究粤语和粤语文学的学者。波乃耶的父亲老波乃耶（Dyer Ball，1796-1866）是自美国来华的“美部会”（ABCFM）传教士。老波乃耶于一八三八年先至新加坡，从事出版、医疗和传教的工作，一八四一年转徙至澳门，一八四三年其妻逝世。一八四四年老波乃耶转至香港，不久又移居广州。一八四六年老波乃耶在广州娶英国女子伊莎贝拉·罗伯特森（Isabella Robertson）为妻，次年两人的儿子詹姆士·波乃耶出生。老波乃耶夫妇在广州传教之时，创办了几间学校，同时也成立了一个印刷所，主要印刷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宗教小册子和销路最佳的黄历通胜。他们这一个家庭在广州从事的是教育、医疗、出版和传教活动。

老波乃耶在广州留下三个儿女，他们在传教之余，都与粤语文学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考察一下这个家庭及其姻亲家庭成员便可发现：他们至少有三代人都在广州从事与粤语文学生产相关的活动。老波乃耶的三位子女分别是：凯瑟琳（哈巴安德夫人）、玛莉（花波氏）和詹姆士（波乃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