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就知道嘎达梅林的名字，那是一首名为《嘎达梅林》的曲子，曲调婉转哀伤，悠扬辽远，与不少其他蒙古族歌曲一样，能够拨动人的心弦。记得康德说过，崇高是一种与宏大规模相联系的优美。蒙古族地区曲调大概就属于这一类吧，听起来眼前就会浮现出风吹草低的草原。那首《嘎达梅林》协奏曲被称为“史诗”，据说是歌颂一位蒙古族的英雄。只是到后来，才知道这位英雄并非是古代的，而是现代的英雄。

所以在搜寻可看的电视剧时，看到“嘎达梅林”就把它选中。这部电视剧总体上还不错，稍微有点粗糙，但大致把故事叙述下来了。饰演嘎达梅林的演员形象不错，是蒙古族的硬汉风格。他皮肤黝黑，颧骨高突，头发卷曲蓬松，笑起来一口白牙。他意识纯朴，不失机智，意志坚强，骑马、射箭、打枪，武艺高强，身手敏捷。这些都构成了对他的英雄审美。

英雄审美的巅峰，是嘎达梅林最后牺牲的场景。当他的义军被打散，他为了转移围剿官军的视线，独自一人将他们引向了敖包，这时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电视剧画面是他静坐在敖包前面的山坡上，拿着一杆烟枪从容地抽烟，当敌军赶到时，他与王爷二儿子包明远单挑，在一场恶斗快结束时，他举刀劈向包明远，这时包围他的敌军的枪声响了，他身中多枪倒在地上。这个场面震撼人心。这时响起了《嘎达梅林》的歌声。

我当然知道这是编剧和导演安排的场景，但这时我已经不想分辨什么是编的，什么是真实的。嘎达梅林，这个完美的英雄已经永远地屹立在了科尔沁草原。当王爷在快要走出科尔沁草原时听到枪响，也洒酒于地，肃然起敬。他知道，以后人们不会记得他，而永远记住了嘎达梅林。在他临走之前祭拜王陵时，那个看陵人已经唱起了《嘎达梅林》。应该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好的版本。这是一个男低音用沙哑的嗓子唱出的歌曲，其中或许还有用鼻音发出的呼麦。歌中唱道：“要说造反的嘎达梅林，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这里道出了他起义的目的“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他的英雄之美，不仅是他的外表的英雄气概，他的牺牲之壮烈，还在于他起义目的的正义性。然而，究竟是怎样地“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蒙古族人民不是一直都在草原上吗？

由此牵出一段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的历史恩怨。在二者之间，我们一直认为的问题主要是出自北方游牧民族在干冷时期会南下侵犯农耕民族。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冲突主题。一般而言，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之间有一道天然的界限。这就是四百毫米等降水线。而万里长城就大致坐落在这条降水线上。在它的南部，雨量较多，适宜农耕；在它的北部，雨量较少，适宜游牧。但当干冷时期，这条降水线会向南移。而原来的游牧地区雨量更少，水草不丰，牲畜不足，无法支撑放牧民族日常所需。他们就可能向南侵，劫掠农耕定居之人。这自然会引起农耕民族的反抗，发生冲突与战争。但在有些时候，农耕民族足够强大，向北进击驱赶游牧民族，并可能短暂地使之臣服。

一般而言，游牧民族有两个特点使其具有军事优势。一是战马及骑马的人。奔跑是马的优势，草原是马能奔跑的空间，而“胡儿十岁能骑马”。在古代，戰马就是最重要的战略性物资，骑兵就是具有战略优势的军队。而中原马只能拉车，不能奔跑。二是移动的生活方式。这带来两个结果。一是在欧亚大陆北部有一个从东到西的大草原，相当于一个古代的高速公路。由于游牧生活，北部民族很容易联合成一个大的帝国，蒙古帝国就是这样形成的。移动性本来就是军事上的重要因素，它可以替代千军万马。不仅人员移动迅速，而且补给—羊群也是自动移动的。因而北方游牧民族天然具有相对于南方农耕民族的军事优势。

然而，近代以来，这种战略格局发生了逆转。这是现代工业化的结果。最初，是清王朝使用了西方制造的火炮。格鲁塞在其《草原帝国》中评论说：“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7页）民国以后，中原地区发展出了近代军事工业，组建了现代军队。而在游牧民族一方，低人口密度不利于发展出经济中心，游牧比定居缺少发展现代工业的条件，因而缺乏热兵器的资源。而清朝的召庙制度已将蒙古草原分割成多块王公领地，他们之间已无出现一个新的成吉思汗的可能，因而也不具备大规模的现代军队。科尔沁草原的军事部队只有几百人，而近旁的张作霖的东北军就有几十万人。

草原和农田的性质决定了它们各自养活的人群数量是不一样的，草原单位面积产出远低于农田。按照现在的产出价格，农田的单位面积产出大约是牧场的二十倍。产出多，就能养活更多的人。于是农耕地区的人口密度就远高于草原地区。如果按照市场逻辑，自发的交易会使草原不断被卖出变为农田。那么为什么在很长时间里，草原与农田的边界是相对固定的呢？这一方面是自然调节的结果。据一些研究，最早可追溯到金代，在科尔沁一带就有农耕人口，大概是那里的女真人或内地去的汉人。但金代科尔沁地区的沙化严重。这大概是农耕的结果。这里的土地耕种多年后会沙化。为了解决沙化问题，明朝廷曾将当地及长城以北农耕人口迁徙至北平地区。这样做似乎有了效果。“明代晚期，科尔沁沙地的植被已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复，又出现水草丰美的景象。”（张柏忠：《元代至民国时期科尔沁沙地的变迁》，载《北方文物》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由于四百毫米等降水线是一个大致的界限，不同年份的情况不同，具体地区的小气候也不一样，在科尔沁这个跨越四百毫米等降水线的地方，很难划清哪块地适宜农耕或放牧。出于好奇，我自驾来到科尔沁。在扎鲁特南宝力皋吐遗址博物馆中，我看到四千至五千年前的当地先民一边打猎一边农耕，说明当时的气候土壤条件适宜农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