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弘一以重振律学、精严持戒而高树法幢、启悟群萌，被尊为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亦幻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中说，大师的佛学体系是以华严为境，四分律为行，导归净土为果，可谓圆融中肯之论。同时要看到，弘一对地藏、药师等法门亦有兼修。值得注意的是，他与《金刚经》亦有较为明显的联系，这部经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很大，据《坛经》记载，禅宗六祖慧能即由此经开悟，弘一留下的文字中对该经多有提及，值得整理辨析，现归为四方面。

第一是学习《金刚经》。李叔同的童年处于浓厚的佛教氛围中，父亲李世珍为同治年间进士，先为吏部主事，后辞官经商，家境殷富，信奉佛教，乐善好施，去世前请僧人入室诵《金刚经》，李叔同掀帏探问，可以说在童年经验的意义上受到此经的熏习。意识现象学认为，人的意识会循时序积淀为心理的层次结构，越早的意识越有深度，成为人的习性。李叔同童年有关《金刚经》的记忆不应被忽视。1935年5月，弘一到泉州惠安净峰寺弘法，在本斋堂讲经，据陈笃彬等人考证，当时的参与者记得弘一曾解释自己为何出家，说他某次暑假到虎跑寺读《金刚经》，精诚入神，不觉病苦，遂萌剃度之念。回忆录意义上的孤证未必确凿，但从李叔同出家前后多次书写该经来看，有其可能。因此，《金刚经》对弘一的悟佛可能有重要影响，若将此与童年记忆联系，有利于理解其出家的内驱力。另外，弘一在净峰寺校点南山律典，重点参阅的书籍也有《金刚经》，可能属于案头经典。

第二是讲解《金刚经》。该经对李叔同入佛有促发之力，尽管没有确切的史料说明弘一对之做了怎样的整理与研究，但考虑到其做事认真、持律精严的性格，以及讲解《金刚经》的计划和事实，可知其当有功行。1931年，弘一作《清故渊泉居士墓碣》，提到《金刚经》为最上乘之圆顿极谈，实相正印，能开胜解，深表推重。1938年春，弘一在泉州梅石书院讲《佛教的源流及宗派》，说禅宗适合上智，中、下根的人常学不好；同年１１月，他在晋江讲《佛法宗派大概》，说禅宗直明实相，不立文字，但有时以文字为方便，《金刚经》为其所依用。1938年12月，弘一法师致信医生王拯邦，谈及《金刚经》最适合新青年，军官阅之亦可获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