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零拾》为罗振玉所辑，1924年以自印本方式出版。此书汇录敦煌所出文学作品，包括《秦妇吟》（韦庄）、《云谣集杂曲》三十首、《季布歌》、佛曲三种、俚曲三种、小曲三种和《搜神记》一卷，其中佛曲三种分别为《须达起精舍因缘曲》《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和《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陈寅恪在《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中为《敦煌零拾》写了一组读书札记，在此基础上，他从1927年到1932年先后撰写了四篇论文，论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佛教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演变方面的影响等重大问题。如果把札记和论文进行对比，明显能看出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完善而成。

陈寅恪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中对罗振玉所使用的“佛曲”一词提出质疑：“此种由佛经演变之文学，贞松先生特标以‘佛曲’之目。然《古杭梦余录》（即《都城纪胜》——引者注）、《武林旧事》等书中本有‘说经’旧名，即‘演说经义’，或与经义相关诸‘平话’之谓。《敦煌零拾》之三种佛曲皆属此体，似不如径称之为‘演义’，或较适当也。”查陈寅恪有关此文的读书札记中未有这方面内容，显见是他撰写论文时的新观点。对于罗振玉为何使用“佛曲”一词，今人荣新江的解释是：“由于当时见到的原卷首尾残损严重，还不知道‘变’或‘变文’的名目，因而把它当作类似梵歌的‘佛曲’。”这个解释较为合理，因为鲁迅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没使用“变文”这个名称，而是用“俗文”“俗文体之故事”这样的说法，并和陈寅恪一样引用《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等书指出彼时“说话”有四家，其中就有“谈经”一科，即用通俗语言演说佛经故事。事实上，直到后来随着更多带有“变”字的作品被发现，人们才称其为“变文”，对此王重民等人有较大贡献。至于“变文”之得名，一般认为是来自配合佛教中变相图故事的解说，也有人认为来自梵语的音译。郑振铎认为“把‘变文’称为‘佛曲’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所谓“佛曲”本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指来源于西域而流行传唱于宫廷的颂佛之曲，一个是流行于寺庙和民间用于宣扬佛教、传播佛法和吸引信众的乐曲，而罗振玉此处所收录“佛曲”显然不属于这两类。因此，在所见史料未能确定“变文”这一体裁的情况下，陈寅恪说不如称之为“演义”还是較有道理——因为“变文”的涵义和“演义”差不多，都是把古代故事重新演说和变化，为的就是让人们容易理解。

陈寅恪对此组佛曲所写四篇论文中有两篇均在开头指出罗振玉虽然搜集了此三首佛曲，却不知道《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和《须达起精舍因缘曲》的出处，“谓不知演何经”。由此令人怀疑罗振玉对敦煌文献和佛经的熟悉程度，因为“有相夫人生天缘”又名“欢喜国王缘”，出自吉迦夜和昙曜共同翻译的《杂宝藏经》卷十的《优陀羡王缘》，无论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是流传极广的佛教故事。至于“须达起精舍因缘”则出自《贤愚经》（全称《贤愚因缘经》），此经由僧人慧觉等人翻译，内容由种种有关贤者与愚者的譬喻因缘构成，故名“贤愚”。“须达起精舍因缘”就是其中比较精彩的部分，也是较为常见的佛经故事。估计罗振玉对此两则佛经故事可能有所了解，但不知在佛经中的最早出处，所以才承认“不知演何经”。罗振玉在抢救、收集、整理敦煌出土文物方面确实功莫大焉，但具体到对敦煌文献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佛经流传中土历史的研究，成果确实不多，至于佛经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与小说演变关系的研究，罗振玉更是基本上没有涉及。

陈寅恪虽然指出罗振玉不知道“演何经”的事实，却并非对罗振玉有所不满。相反，1927年王国维投水自尽后，陈寅恪在所撰写《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力排众议，明确指出王国维去世和所谓的传说他和罗振玉两人失和（罗振玉逼债说）无关：“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但具体到王、罗二人关系，陈寅恪并无进一步评价，其中当有待发之复，不赘。而罗振玉对陈寅恪的治学却是极为欣赏，曾在给陈寅恪信中写道：“辞理并茂，为哀挽诸作之冠，足与观堂集中《颐和园词》《蜀道难》诸篇比美。忠悫以后学术所寄，端在吾公也。”评价不可谓不高，不过两人在王国维去世后没有更多的学术交往也是事实。

陈寅恪此组读书札记中内容最丰富者即关于《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所作札记。陈寅恪在此基础上不仅写有两篇论文，而且第二篇发表是在两年后，可见陈寅恪对此问题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