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关于郁龙余老师的记忆片段、对老师学术著作的阅读心得，一次次想写出，又一次次中断搁下。对我来说，要深入郁师的文本并不容易，要进入他的思想世界更是艰难。郁师精通印地语，在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上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刊发论文过百篇，编撰论著三十余部，其荦荦大端有《东方文学史》《中国印度文学比较》《中国印度诗学比较》《梵典与华章：印度作家与中国文化》《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印度文化论》《季羡林评传》《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印度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等，钩沉抉隐，赋新思于旧史，凝聚了郁师最主要的学术精华；《谭云山》《黄道婆》等文学作品，则借前贤人事，别道情志心曲，深意存焉。尽管老师的文字洗练平实，却具有朴素的包容性和无限的伸展性。他善用譬喻，但其重要论断却进本退末、直断不疑，若学问没有生根，对其思想脉络没把握，其实不太能领会当中的机缘道理。

段晴老师曾在梵文课上说，言语和书写都要慎重恭敬，印度古人认为，一出口一落笔，它就成了“咒”，具有影响生命的能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明清之际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收录郁龙余老师对我国古代官方外事机构的介绍，其中有小文题为《四方馆》，郁师引用《隋书·百官志下》的记載证明隋炀帝时已设置四方馆接待四方外国和少数民族来宾。我莫名感觉“四方”好像由此成了郁师的一个生命空间密码，郁师最珍重的四方：西，自然是他毕生研究的印度；东，既是他的出生地中国，也是故乡东方明珠上海；北是北京，也是北京大学，他学术生涯生根发芽的地方；南是深圳，也是深圳大学，他教于斯、成就于斯的一方热土。

郁龙余老师于1946年4月3日出生在上海浦东的三林镇，是家中长子。父亲陈祥刚是南京燕子矶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流落上海成为难童，先被普益习艺所收容，后被周姓人家收养，送到上海学裁缝。新中国成立后，陈祥刚在上海第五服装厂带着徒弟完成了中国服装行业的好几样技术革新而成为“工人革新家”，两次获评“上海市先进工作者”。外公1935年去世，外婆1940年去世，母亲郁如心十四岁就独当门户，庄敬自强，是上海毛纺厂受人尊敬的标兵。郁老师说，父母本是苦命人，“为了养活兄妹六人，父母吃尽了千辛万苦，但是他们从来不说苦……父母的教诲，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争气”。因父母进城工作难得回家，郁老师十岁起就当家拉扯五个弟妹，把日子过得井井有条。早岁生活的艰辛从没有扭曲、伤害到郁师的精气神，反而培育了他的担当、勤俭、智慧、豁达、坚韧和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涵养。

郁老师断断续续花了二十年在废旧讲义纸背写成历史小说《黄道婆》，周思明老师以《超越苦难生命的传奇》一文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在我看来郁师所塑造的黄道婆及其他劳动者形象，于苦难中不屈不挠，常怀悲悯之心，乐于助人……分明闪现着郁师对父辈和故园的追怀。小说的确超越了苦难，其底色分明是人间最值得依偎的亲情、慈悲和团结互助，是黄浦江“会跳到锅台”的大乌鳢，是贴在墙上蟹螯骨壳做成的“蝴蝶”，是屋后三林塘港新涨的春水、甜嫩的芦粟，是秋来篱外野菊花的芬芳。

1965年夏天，郁龙余老师从三林中学毕业，在语文老师陈一冰和班主任周文良老师的鼓励下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攻读印地语。